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文件
州政发 [2005] 22号



关于印发《湘西吉凤工业园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
湘西吉凤工业园管委会，吉首市、凤凰县人民政府，州直有关单位：

《湘西吉凤工业园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已经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ＯＯ五年七月五日


湘西吉凤工业园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被征地户和被拆迁户的合法利益，维护征地拆迁工作的正常秩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湘西吉凤工业园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湘西吉凤工业园总体规划范围内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执行《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湘西自治州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州政发〔2003〕5号文件）和本办法。
第三条 湘西吉凤工业园土地管理部门负责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管理工作，成立园区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湘西自治州吉凤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具体组织实施征地拆迁安置工作。
第二章 征地补偿和安置
第四条 树木补偿办法
（一）桂花、红木、紫微等苗高在3米以下、胸径在12cm以下的苗木参照州政发〔2003〕5号文件中规定的楠木标准补偿。对于政府挂牌保护的树木原则上以保护为主，确因用地需要砍伐的，按照此款规定标准3至5倍计算。
（二）树木超过前款规定胸径和苗高的不予补偿，只补偿砍伐工资，其标准为胸径在12cm—20cm之间、树高在3米至5米之间的成林每株补偿砍伐工资60元，胸径超过20cm、树高在6米以上的每株补偿砍伐工资120元。
（三）树木补偿后，被拆迁人应在限期内将树木移栽它处或砍伐，超过期限不移栽或砍伐的由拆迁人处理。
第五条 自然寨村民饮用的水井属构筑物的，对构筑物部分分为三类给予补偿。
第六条 各类违法违章建筑物、构筑物不予补偿。
第七条 自征地公告发布之日起，不得在征地范围内抢种农作物和抢栽林果、苗木、花卉及修建构筑物（如大棚、灌溉水渠、保坎等），违者不予补偿；对于改变土地用途(如修建鱼塘、蓄水池、粪池、砖瓦窑等)的，按改变前的土地用途补偿。
第八条 对已征土地，被征地户不予腾地又改种的，或已腾地又抢种的，一律不予补偿。
第九条 拆除规模以下企业造成停产停业的，按清算期内2至3名留守人员工资额给予补偿；拆除规模以上企业造成停产停业的，给予适当补偿。
第十条 生产安置留地指标以村为单位按应征耕地总面积8‰预留。临街面长度不超过50米，总留地面积最多不超过10亩。按8‰比例预留超过10亩的，超过部分不予补偿；以村为单位计算少于1亩的，按政府统一确定的公益事业用地基价一次性货币补偿。留地位置应符合园区总体规划，由园区统一安排，征地手续由吉凤工业园管理委员会代办，费用由村自负。生产安置地用于村集体兴办实业，不得擅自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和功能。
第十一条 被征地户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后，按户籍管理有关规定，失地人口逐步从农村居民登记为城镇居民。
第十二条 对村民在田地里栽种（扦）两种以上苗木林形成混交苗木的，在混交苗木林所占面积比例有争议无法确定面积时，按苗木种类的平均值分摊面积，计算补偿金额。
第三章 房屋拆迁补偿安置
第十三条 由拆迁方委托具有房地产评估资质的机构，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依据湘西吉凤工业园管理委员会登记地址所在地政府所发布或执行的基准指导价，评估确定房屋拆迁补偿金额，评估费用由委托方负责。
第十四条 拆迁补偿应以《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为依据。在湘西吉凤工业园总体规划出台前修建，但没有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的，应由有关部门给予处理后补办，或由有关部门出具相应证明。在湘西吉凤工业园总体规划出台后，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物、构筑物，视为违章建筑。拆除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物，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第十五条 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方法
（一）属钢混、砖混结构的，依据建筑物建筑面积按各层建筑面积之和计算，其首层建筑面积按外墙勒脚以上结构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二层及二层以上按外墙结构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有柱走廊的按柱外围水平面积计算，有围护结构的阳台、挑走廊的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无围护结构的阳台、挑走廊的按其水平面积的一半计算。经墙出檐、出墙出檐、悬挑雨篷不计算建筑面积。
（二）属砖木、土木结构的，依据国家发布的房屋测量规范计算办法执行。
（三）房层层高按室内地面至楼面或前后经墙（柱）的平均高度计算。层高不满2.2米的，不计算建筑面积。
第十六条 房屋拆迁补偿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
实行产权调换的，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应当依据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之规定，计算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和产权置换的房屋价格，结清产权调换的差价。拆迁人应提供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房屋，用于拆迁安置。
第十七条 拆迁公益性房屋原则上实施货币补偿，需重建的，在不突破原补偿金额和规模的前提下协商重建，突破规模和补偿金额的部分由被拆迁方负责。
第十八条 被拆迁人确因特殊情况需要过渡安置的，过渡房由被拆迁户自行安排，拆迁人按每月400元标准支付被拆迁户过渡期内的临时安置补助费，从拆迁之日起，拆迁人按时提供宅基地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时间不超过6个月；拆迁人不能按时提供宅基地的，过渡安置补助费补至提供宅基地之日后再顺延6个月。拆迁人按时提供宅基地，但被拆迁人因自身原因不能搬进新房的，临时安置费不能顺延。
被拆迁人搬家的，一次性补助搬家费400元，对选择过渡房需要两次搬家的，第一次补助搬家费400元，第二次补助搬家费500元。
第十九条 被拆迁户宅基地安置办法
（一）被拆迁户宅基地安置坚持“以户安置，一户一宅”的原则。
（二）被拆迁户(人)是指湘西吉凤工业园总体规划范围内具有户籍管理机关颁发登记户口的拆迁户(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4个条件：
1、2004年10月31日前在户籍管理机关登记立户；
2、有合法独立房产；
3、在规划区内确因建设需要拆迁房屋；
4、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且已承担法定义务。
（三）常住规划区内，且在2004年10月31日未作分户登记，但在拆迁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分户：
1、符合国家规定婚龄要求，已婚且与父母分开居住，已分割房产，有已分包责任田土（契约）及完成税费证明；
2、长年居住在被拆迁房屋中；
3、持有乡、村两级审查意见；
4、张榜公布后群众公认。
（四）下列情况和对象不予安置宅基地：
1、违法建筑和临时建筑需要拆除的；
2、没有合法房产证明且在被拆迁房屋中没有居住生活的；
3、房屋在规划区内，但没有合法房产和宅基地证件的。
4、已婚外嫁(或随女方上门)虽户口未迁移，但现常住地不在湘西吉凤工业园规划区内而要求回迁或单独立户的；
5、对现随子女居住需要赡养的老人；
6、因解除婚姻关系在规划区内投靠亲戚居住的。
（五）符合规定的被拆迁户和分户户可以安置一宗面积为120平方米的宅基地。
（六）宅基地安置实行以面积换面积。原宅基地面积多于现安置地面积的，少安置的面积由拆迁人按每平方米30元标准补偿给被拆迁户；原宅基地面积少于现安置宅基地面积的，多安置的面积由被拆迁户（人）按每平方米120元标准补给拆迁人。
（七）在安置区内建房必须符合规划要求。
第二十条 进安置区的被拆迁户按签订拆迁协议先后顺序，选择安置地。两户以上同时选择同一宗宅基地的，采用抽签方法确定。
第二十一条 被安置拆迁户的《规划用地许可证》、《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证》、《房屋使用权证》实行统一办理，费用自负，原则上只收取办证工本费。
第二十二条 拆迁付款方式。被拆迁户与拆迁单位签订拆迁协议时，拆迁方付拆迁补偿总金额30%资金，实施拆迁且拆除房屋主体后再付拆迁总金额40%资金，清场完毕付完剩余资金。
第二十三条 房屋拆迁程序
（一）湘西自治州吉凤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拆迁许可证；
（二）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发布拆迁公告；
（三）拆迁人委托具有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按规定范围、内容、要求出具评估报告，评估结果予以公示；
（四）对评估结果没有异议的签订拆迁协议，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参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的规定处理；
（五）按拆迁协议实施拆迁。
　　
第四章 安置区标准及管理
第二十四条 安置区的选择应符合湘西吉凤工业园总体规划，建成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的新型居住区。
第二十五条 安置区应具备“户外五通一平整”（通电、通水、通路、通电视、通电话、场地平整）的标准。
第二十六条 安置区内公共设施由园区建成后交安置区内物业管理单位或居住区村民代表委员会管理，物业管理费用由户主自负。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七条 奖励
（一）被拆迁人在拆迁协议规定期限内清场完毕的，按拆迁补偿总金额的5%给予奖励（财政拨款单位除外）。
（二）符合分户规定不分户且与父母选择一宗宅基地的一次性奖励10000元。
（三）因特殊情况，拆迁人不能按时提供安置宅基地，但被拆迁人自愿提前拆迁的，按拆迁补偿总金额10%给予奖励。
第二十八条 安置区的宅基地不得私自买卖，一经发现依法收回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有关规定，不拆迁、不签协议的，依法进行听证、行政裁决，必要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依法追究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规定从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由州国土资源局负责解释。
附件： 1、房屋补偿标准基准指导价格。
2、生产、生活设施补偿标准基准指导价格。
3、拆迁规模以上企业停产、停业补偿费标准。
4、水井补偿标准。

论嫖宿幼女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以贵州“习水案”为线索的分析

尹振国


[摘要] 嫖宿幼女罪在立法上存在缺陷。从犯罪构成上来讲，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罪（现为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客观要件完全或部分重叠，客观上赋予了幼女的性自主权，与保护幼女权益的立法目的相背离；从犯罪的停止形态上来看，未遂和既遂难以区分；从罪数来讲，想象竞合和法条竞合处理原则相冲突；从刑罚上看，配刑不科学，违反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易放纵犯罪分子。应该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废止嫖宿幼女罪，将其纳入奸淫幼女罪和猥亵儿童罪中。

[关键词] 嫖宿幼女罪；立法；缺陷；完善


　　1997年刑法修订后，嫖宿幼女行为从1979年奸淫幼女罪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罪名。本罪的构成要件、犯罪形态、罪数形态、刑罚配置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也不利于保护受害幼女的合法权益。本文拟对嫖宿幼女罪的缺陷进行剖析并提出立法建议，以求教于方家。

一、 问题的提出

　　2007年10月至2008年6月，贵州习水县辍学学生刘某、袁某先后在县城的三所中学和一所小学附近守候，多次将11名中小学生挟持、哄骗到偏僻处，以打毒针、拍裸照、殴打等威胁手段胁迫到习水县无业人员袁荣会经营的小旅馆中卖淫。袁荣会先后容留介绍11名中小学女生到其所租住的房内进行卖淫。在此期间，袁荣会邀约、介绍被告人冯支洋、李守民、陈村、黄永亮、冯勇先后在袁荣会所租房内嫖宿幼女。经过他人介绍，被告人陈孟然将一幼女带至习水县一酒店内嫖宿。受害人中，未满14周岁的幼女有3名，其余均未满18周岁。
　　以上是贵州“习水案”的基本案情。因本案中有5名被告是国家工作人员，故“习水案”从审理之初，就因涉嫌嫖宿幼女罪而非强奸罪起诉受到公众的强烈质疑，质疑的焦点集中在本案的定罪和量刑问题上。就在本案的处理过程中，浙江宁海一人大代表嫖宿多名幼女案、四川宜宾国税分局局长嫖宿幼女案被媒体曝光。一方面，在学者和社会人士对嫖宿幼女案的讨论过程中，嫖宿幼女罪的立法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另一方面，由于案涉国家工作人员，面对社会公众和媒体对案件审判的质疑不作理性思考和法理解释，就会使案件审理陷入“道德公审”、“媒体审判”的漩涡之中，进而对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造成损害。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是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法治是理性的，对案件的处理只能严格依照法律，而不能感情用事。依照我国宪法，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习水案”及相关案件的定罪量刑由法院在判决书中确定，笔者无意干涉法院对案件的审判，也不涉及具体案情的讨论，只是指出嫖宿幼女罪的立法缺陷。　　　
　
二、从立法沿革来看对嫖宿幼女罪的论争

　　我国现行刑法（1997年刑法）第360条第2款规定：嫖宿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1979年刑法并没有规定嫖宿幼女罪，只在第169条规定了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而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首次规定了嫖宿幼女的行为。但是，根据该条例第30条第2款的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依照刑法（1979年刑法）第139条的规定，以强奸罪论处。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以特别刑法的形式规定了嫖宿幼女的行为，但根据该决定第5条第2款的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依照刑法（1979年刑法）关于强奸罪的规定处罚。现行刑法（1997年刑法）吸收了该决定的内容，将嫖宿幼女的行为从奸淫幼女罪（现纳入强奸罪，为叙述方便，保留此罪名，下同）中分离出来，在第360条第2款规定了嫖宿幼女的行为，“只是因为考虑到嫖宿幼女这一行为的特殊性，在刑法（1979年刑法）修订时才将其规定为一个独立的罪名”，[1]（p88）即嫖宿幼女罪，并规定了明显减轻的法定刑。多数学者认为：“这样的修改，使奸淫幼女犯罪的惩治更趋合理化。”
　　有的学者认为：“在嫖宿幼女的场合，多是幼女自愿，甚至是在幼女主动纠缠的情况下进行的。换言之，犯罪行为的实施，受害幼女本人也有一定的过错。相比（奸淫幼女）而言，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较小。所以对于嫖宿幼女的行为不加区别地按奸淫幼女罪定罪处罚，有违罪刑均衡原则。”[2]在现在看来，这个立法理由显然站不住脚。　　
　　一是根据联合国有关的估计，全世界至少有300万以上5—17岁的雏妓，而以亚洲国家最多，其次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从接受调查的雏妓情况看来，其中大多数人的教育程度为小学毕业或小学未毕业，未读完中学者占33%，因经济原因失学者占30%，本人不愿继续上学或家长不送上学者占53%，因学业差离校和被学校开除者占17%。从她们的家庭结构来看，有些是来自离婚家庭或离家出走，有些是丧父、丧母或父母双亡，大部分都受过来自家庭或亲戚的感情伤害或身体伤害，甚至性伤害。父母的打骂和囚禁是伤害少女感情的重要原因之一。]3]可见，在嫖宿幼女的场合，绝大部分的幼女并非自愿，甚至并非主动，而是迫于社会的漠视、家庭的破碎、经济的困境、教育的缺失等原因而跌入卖淫的“火坑”的。
　　二是根据联合国的调查研究显示，“性伤害是这些孩子不愿回答的问题。受到打骂或强暴的女孩逐渐变得冷漠和麻木，开始逃离家庭，最终一般都会发生犯罪行为。由警察送回家中的女孩，不少人一有机会就再次出走。她们小小年龄在社会上经常受到欺骗，而人们又总是投以鄙视的目光，把她们视为异类或罪人。
　　这些沦落少女在做雏妓时身心受到种种伤害。例如，被迫以不情愿的方式发生性关系，经常挨打，丧失休息的权利，随时有患性病甚至艾滋病的危险，对毒品和酒精产生依赖，在社会上受到鄙视，极度自卑，对未来失去希望等。”[4]可见，这些女孩更应当受到社会的关爱，更应当受到刑法的保护，而不应当仅仅因为她们的“过错”而弱化对她们的保护，甚至对她们区别对待。如此，法律便会丧失其应有的公正，更是对她们的伤害。
　　三是，从民法上来讲，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超出一定价值（金额）的财产处分行为，都需要她们的监护人追认方在法律上有效；而嫖宿幼女罪居然赋予了幼女处分自己性（包括身心健康）如此重要权益的自主权，认为幼女如果“自愿”，便可以减轻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从刑法上的“被害人承诺”的理论来讲，经被害人承诺的行为符合下列所有条件时，才阻却行为的违法性或者可以减轻加害人的法律责任：（1）承诺者对被侵害的法益（犯罪客体）具有处分的权利；（2）承诺者必须对所承诺的事项的意义、范围具有理解能力；（3）承诺必须基于被害人的真实意志……但是，法律并没有赋予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性自主权；基于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生理、心理、智力的不成熟，法律认为她们并不具有对性行为的理解能力；与人发生性行为也很难说是基于幼女的真实意志。
因此，从嫖宿幼女罪的立法沿革来看，是否在刑法中设立嫖宿幼女罪，一直存在争议。如陈兴良教授认为，“明知是幼女而嫖宿的，实际上是一种奸淫幼女的行为，以奸淫幼女罪论处并无不可”。[5]（p583）

三、嫖宿幼女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危害

（一） “嫖宿”如何理解

　　何为“嫖宿”？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嫖娼和过夜。这给人一种错觉，以为　　嫖幼女可以，只要不过夜就不为罪。《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嫖宿的解释是， 嫖妓（强调一起过夜）。[6]（P1045） 从司法实践来看，绝大部分的被告人只嫖不宿。其实，“嫖宿”重点在于“嫖”而不是“宿”，“宿”只是附着在“嫖”后面的一个辅助音节，没有实际意义。
　　对于何为“嫖娼”，法律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和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均未对“卖淫嫖娼”作出解释。1995年，公安部《关于对营利为目的的手淫、口淫等行为定性的批复》对“卖淫嫖娼”作了解释，即指不特定的男女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但是，2001年公安部《关于对同性之间以钱财为媒介的性行为定性问题的批复》则在事实上废止了前一批复，后一批复认为，不特定的异性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的不正当的性关系的行为，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行为，都属于卖淫嫖娼行为。可见，卖淫嫖娼行为，不限于异性之间，也不限于自然性交的形式，既包括自然性交（奸淫）行为，也包括非自然性交的其他猥亵行为。“卖淫嫖娼行为的客体是法律所保护的正当合法的两性关系，客观方面是卖淫者与嫖客之间互相勾引、结识、讲价、支付、发生手淫、口淫、性交等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主体是不特定的异性或同性，主观方面是以金钱、财物为媒介”。[7]
　　什么是猥亵？王作富教授认为，猥亵是指性交以外的淫秽性的下流行为，具体表现为行为人为了追求性的刺激，以满足其变态的性欲，对妇女身体进行抠摸、搂抱、鸡奸等等。[8]（P523） 张明楷教授认为，猥亵是指一切能够刺激或满足对方或第三者的性欲，伤害普通人正常的性羞耻心，违反善良的性道德观念的提供肉体的行为。[9]（P658）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猥亵行为主要是为满足、发泄、刺激性欲而行为人利用自己或他人的身体或者其他工具，直接接触他人的身体，明显带有性行为色彩又不属于自然性交（奸淫）的行为。[10]（P1040） 可见，猥亵行为有两个主要的特征：一是，刺激或满足性欲，伤害正常人性羞耻心，违反性道德；二是，自然性交（奸淫）之外的性行为。
　　对于何为“嫖宿幼女”？王作富教授认为，“嫖宿幼女”是指以支付报酬为代价与卖淫幼女发生的性行为。性行为包括性交和其他方式的性淫乱活动，无论行为人与幼女发生的是何种方式的性行为，都视为嫖宿。[11]（P1855） 张明楷教授认为，“嫖宿幼女”是指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为代价，与卖淫幼女发生性交或者类似性交的行为。这是在幼女主动、自愿或者基于某种原因正在从事卖淫活动的情况下，明知卖淫者为幼女而进行嫖宿的行为。[12]（P843）前一定义有不足之处，没有排除卖淫幼女非自愿与行为人发生自然性交（强奸行为）或猥亵行为（猥亵儿童）的情况。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将“嫖宿幼女”定义为，不特定的异性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与卖淫幼女发生的不正当的性关系的行为，既包括自然性交行为（奸淫），也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猥亵行为。这是在幼女自愿或者基于某种原因正在从事卖淫活动的情况下，明知卖淫者为幼女而进行性行为。
从对“嫖宿幼女”定义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嫖宿幼女罪缺陷：一是，因为“嫖宿幼女”是不特定的异性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与卖淫幼女发生的不正当的性关系的行为，女性也可以成为嫖宿幼女罪的犯罪主体，而通常的观念认为，嫖宿幼女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男性（正犯）；二是，如果立法者不对“嫖宿”作出限制解释的话，嫖宿幼女罪与猥亵儿童罪的界限就会模糊不清，因为“嫖宿”不仅有自然性交（奸淫）的方式，还有猥亵（非自然性交）的方式，以金钱、财物为媒介与卖淫幼女发生猥亵（非自然性交）行为，是定嫖宿幼女罪，还是定猥亵儿童罪（幼女也是儿童），不无疑问；三是，嫖宿（包括奸淫和猥亵）幼男如何定罪？如果一律定为猥亵儿童罪，似乎法律有重女轻男的嫌疑，因为猥亵儿童罪和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相差很大。

（二）嫖宿幼女罪的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反映行为的法益侵犯性与非难可能性，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备的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构成要件的有机整体。”[13]（p100）通说认为，犯罪构成分为四个方面的要件，即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

1.犯罪客体　 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被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14]（P113）我国现行刑法分则根据同类客体，将犯罪分为十类。我国刑法将嫖宿幼女罪设置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章第九节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也就是说嫖宿幼女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直接客体是社会的性道德风尚和幼女的身心健康。“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反过来说明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15]（p85）刑法对嫖宿幼女罪如此设置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的性道德风尚。但是卖淫嫖娼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只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只有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才构成犯罪。如此设置是为了保护卖淫幼女的合法权益吗？也不是，在我国卖淫嫖娼并没有合法化，法律也没有承认卖淫幼女具有性自主权。可见，法律设置嫖宿幼女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幼女的人身权利（身心健康）进行特别保护，嫖宿幼女罪应设置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一章。
　　这样一来，又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即奸淫幼女罪、猥亵儿童罪、嫖宿幼女罪的客体都是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猥亵儿童罪还包括幼男）的身心健康，那么仅仅从犯罪客体上，还不能将这三个罪区别开来。
第三个问题是刑法通过刑罚对犯罪客体进行保护的，对于相同的犯罪客体应当平等保护。奸淫幼女罪、猥亵儿童罪、嫖宿幼女罪设置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幼女（幼男）的人身权利和身心健康，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与幼女发生性行为都是犯罪行为，按理说三罪的刑罚配置不会相差很大。事实并非如此。依照刑法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范围内从重处罚；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奸淫幼女多人的、二人以上轮奸的、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猥亵儿童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猥亵儿童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嫖宿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一个人在卖淫场所与卖淫幼女自然性交，依照嫖宿幼女罪最高只能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即使与多名幼女自然性交，也是如此。如果他在非卖淫场所与非卖淫幼女发生性关系，可能依照强奸罪被判处死刑。如果一个人在卖淫场所与卖淫幼女发生非自然性交行为（猥亵行为），依照嫖宿幼女罪最高可能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他在非卖淫场所与非卖淫幼女发生猥亵行为（非聚众或在公共场合），依照猥亵儿童罪，最高只能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难道仅仅因为性行为发生在卖淫场所和幼女是卖淫女，刑罚就是如此不同吗？

2.犯罪主体 嫖宿幼女罪的犯罪主体是年满16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通常认为只有男子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但是通过本文的分析，女子（女同性恋者、娈童癖）也可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而奸淫幼女罪的犯罪主体是年满14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男子。如果一个年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男子在非性交易的场合与幼女发生自然性交行为，他可能因强奸罪面临着无期徒刑的刑罚；如果他在卖淫场所与卖淫幼女发生自然性交行为，他反而无罪。难道仅仅介入了性交易的因素（付了嫖资），他就应该逃脱刑罚吗？
　　我们再来看看哪些人可能成为幼女性服务的享受者，哪些人可能成为性服务的提供者。毫无疑问，享受性服务特别是幼女的性服务是要花钱的，而且价格不菲。在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享受性服务的，主要是某些有钱、有势的而具有某种邪恶爱好（如娈童癖）的商人或者官员；而提供性服务的，绝大多数为农村、城市贫困家庭的女子、失业、下岗职工的妻女。她们受不到良好的教育，生计无着，生活所迫，是她们从事性工作的基本原因。而在这个群体中，基本没有商人、官员、有权有势者的千金小姐们。这是一幅社会分化的真实图景，在老舍先生写的《骆驼祥子》中，小福子的父亲、那个可怜的人力车夫向着苍天哭喊道：“我们在卖血，我们的女人在卖肉。”——这是对旧社会的控诉。难道我们能够容忍如此悲剧在新社会发生吗？难道仅仅因为幼女是性工作者，刑法就能弱化对她们的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