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号：CNCA—02C—065：2005



机动车辆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



摩托车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产品







2005-10-10发布 2005-12-01实施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
目 录


1．适用范围
2．认证模式
3. 认证的基本环节
4. 认证实施的基本要求
4.1 认证的委托和受理
4.2型式试验
4.3初始工厂审查
4.4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4.5 获证后监督
5. 认证证书
5.1认证证书的有效性
5.2认证证书的变更
5.3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消
6.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6.1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6.2加施方式和位置
7. 收费

附件1 认证委托时需提交的文件资料
附件2 检测项目和检测依据
附件3 强制性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使用的各种类型的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以下简称灯具），本规则不适用于回复反射器。
2. 认证模式
型式试验+初始工厂审查+获证后监督
3. 认证的基本环节
3.1认证的委托和受理
3.2型式试验
3.3初始工厂审查
3.4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3.5获证后监督（抽样）
4. 认证实施的基本要求
4.1认证的委托和受理
4.1.1认证的单元（型式）划分原则
4.1.1.1原则上同一生产厂生产的具有同一功能的且在以下几方面没有差异的灯具产品，视为同一单元（型式）：
1）光源类型；
2）光学系统的特性（除配光镜反射镜外通过反射、折射和/或吸收能改变光学效果的部件、发光强度等级和光分布角等）；
3）配光镜、反射镜、配光镜外表面保护层材料；
4）对于不可更换光源的灯具，其光源的光电参数（标称电压、标称功率、灯丝形状等）；
5）转向灯的类别；
6）对于后牌照板照明装置，按照其照明区域划分的不同类别；
4.1.1.2具有多个功能的组合/复合/混合灯具可放在同一单元，但所有不同功能的灯具应分别进行型式试验。
4.1.2认证委托时需提交的文件资料见附件1。
4.2 型式试验
4.2.1型式试验的送样
4.2.1.1型式试验送样的原则
认证单元中只有一个型号的，送本型号的样品。
以多于一个型号的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委托认证时，应由认证机构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型号，其他型号需要时作差异试验。
4.2.1.2送样数量
同一型号样灯2只，对于可更换光源式灯具包括灯泡2个，如灯泡标称电压不同，需提供不同电压的灯泡各2个。对于有附加功能的灯具，还应提供试验所需的附加装置样品1套。
4.2.1.3 型式试验样品及相关资料的处置
型式试验后，应以适当的方式处置已经确认合格的样品和相关资料。
4.2.2检测标准、项目及依据
检测项目和检测依据见附件2。
4.3 初始工厂审查
4.3.1初始工厂审查时间
一般情况下，型式试验合格后，进行初始工厂审查。
初始工厂审查时间根据委托认证产品的单元及覆盖产品型号数量确定，并适当考虑工厂的生产规模，一般每个加工场所为2至4个人日。
4.3.2 审查内容
工厂审查的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审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
4.3.2.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审查
《强制性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见附件3)为本规则覆盖产品初始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审查的基本要求。
4.3.2.2 产品一致性检查
工厂审查时，应对委托认证的产品进行一致性检查，包括以下内容：
1) 认证产品的标识（如：名称、规格、型号和商标等）应与型式试验报告上及委托认证提交的资料所标明的一致；
2) 认证产品的结构应与型式试验时的样品及委托认证提交的资料一致；
3) 认证产品所用的关键件，应与型式试验时样品及委托认证提交的资料一致。
4) 现场指定试验：试验项目应从例行检验或确认检验项目中选取（见附件3）。
产品一致性检查出现问题时，认证机构应视情况作出限期整改、重新型式试验、中止本次认证的处理。
4.3.3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审查应覆盖申请认证产品的加工场所，产品一致性检查应覆盖申请认证产品。
4.4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4.4.1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认证机构负责对型式试验和工厂审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的，由认证机构对委托人颁发认证证书(每一个认证单元颁发一张认证证书)。认证证书的使用应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的要求。
产品型式试验不合格，允许限期（不超过3个月）整改，如期完成整改后申请型式试验复试；工厂审查存在不合格项，允许限期（不超过3个月）整改，认证机构采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确认。型式试验复试和工厂审查整改结果均合格，经认证机构评价后颁发认证证书；逾期不能完成整改，或整改结果不合格，终止本次认证。
4.4.2认证时限
认证时限是自正式受理认证之日起至颁发认证证书所实际发生的工作日，包括型式试验时间、工厂审查时间、认证结果评价和批准时间、证书制作时间。
型式试验时间自样品送达指定检测机构之日起计算，检测周期不超过20个工作日。
工厂审查后提交报告时间一般为5个工作日，以检查员完成现场审查，收到并确认生产厂递交的不合格纠正措施报告之日起计算。
认证结果评和批准时间以及证书制作时间一般不超过5个工作日。
4.5 获证后监督
4.5.1 监督的频次
4.5.1.1一般情况下，从获证后的第6个月起进行第一次获证后监督，此后每半年应至少进行一次获证后监督。
4.5.1.2若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可减少监督频次，但至少每年一次：
1) 为整车厂配套，整车厂二方评审合格，获证产品二年内未出现安全质量问题，历次监督未出现有关产品一致性的不符合项时；
2) 获证产品二年内未出现安全质量问题，历次监督未出现有关产品一致性的不符合项，认证执法检查及国家监督抽查未发现问题，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判定获证产品符合标准要求时；
4.5.1.3 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者用户提出投诉并经查实为持证人责任的；
2)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本规则中规定的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有足够信息表明制造商、生产厂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从而可能影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4.5.2 监督的内容
获证后的监督方式是：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复查 +认证产品一致性检查+产品抽样检测。
4.5.2.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复查
由认证机构根据《强制性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见附件3），对工厂进行监督复查。《强制性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规定的第3，4，5，9条是每次监督复查的必查项目，其他项目可以选查，每4年内至少覆盖要求中的全部项目。
每个加工场所监督审查的时间一般为1至2个人日。
4.5.2.2 认证产品一致性检查
监督时在加工场所对获证产品进行产品一致性检查。检查内容见4.3.2.2。
4.5.2.3 产品抽样检测
1) 抽样
在监督时进行抽样。样品应在工厂生产的合格品中（包括生产线、仓库）随机抽取。抽取典型单元，抽样的数量为所抽单中元同一型号产品2套（带附加装置）。
2) 检测
对抽取样品的检测由指定的检测机构实施。抽样检测项目依据本规则中的4.2.2条。
4.5.3 获证后监督结果的评价
监督复查合格后，可以继续保持认证资格、使用认证标志。对监督复查时发现产品本身存在不符合的，视情况作出暂停或撤销认证的决定，停止使用认证标志，并对外公告；对质量保证能力有不符合项的，应在3个月内完成纠正措施，逾期将撤销认证证书、停止使用认证标志，并对外公告。
5．认证证书
5.1认证证书的有效性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不规定截止日期。证书的有效性依赖认证机构定期的监督获得保持。
5.2认证证书的变更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如果其产品发生以下变更时，应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申请：
1)增加/减少同一单元内认证产品；
2)获证产品的关键零部件、原材料、结构、制造工艺和供应商等发生变化；
3)获证产品的商标，委托人、制造商或工厂信息（名称和/或地址、质量保证体系等）发生变化；
4)其他影响认证要求的变更。
认证机构应核查以上变更情况，确认原认证结果对认证变更的有效性；需要时，针对差异进行补充检测和/或工厂保证能力审查；合格后，确认原证书继续有效和/或换发认证证书。
5.3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消
按《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的要求执行。在认证证书暂停期间及认证证书注销和撤消后，产品不得出厂、进口。
6．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证书持有者必须遵守《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的规定。
6.1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6.2 加施方式和位置
应将认证标志印刷、模压在配光镜表面或部件主体的适当位置上，并在标志周边适当处注明产品的工厂代码。标志位置应保证在该部件安装在整车上以后标志应能够清楚地识别。
标志使用方案应报国家认监委批准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发放与管理机构核准。
7. 收费
CCC认证收费涉及申请费、产品检测费、工厂审查费、批准与注册费（含证书费）、监督复查费、年金、认证标志费等，具体费用由认证、检测机构按国家有关规定统一收取。

附件1 认证委托时需提交的文件资料
1.产品描述　(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1.1产品类别；
1.2产品名称及型号；
1.3商标；
1.4外廓尺寸（长×宽×高）；
1.5反射镜材料；
1.6反射镜镀层材料；
1.7配光镜材料；
1.8配光镜涂层材料；
1.9灯泡（光源）型号；
1.10灯泡标称电压；
1.11光学附件；
1.12组合/混合/复合情况说明；
1.13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2.足以识别产品主要特征的产品照片。
3.产品图纸：
3.1足以识别产品主要特征的总装图；
3.2灯具基准轴线（H＝0；V＝0）和基准中心的几何位置图纸；
3.3灯具安装在车辆上的几何位置（示意图）；对于后牌照板照明装置应提供该装置在整车上相对于后牌照板安装位置和安装数量的图纸；
3.4 必要时，配光镜花纹图。
4. 产品关键零部件、材料清单：
4.1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关键零部件、材料包括：反射镜、配光镜、光源和注塑用原材料；
4.2 清单中至少要包括关键零部件、材料的名称、型号、规格、供货单位和进厂检验项目等内容。
5. 工厂概况：
5.1 生产情况（所申请产品的生产规模、能力及生产历史）；
5.2 工厂的关键生产设备清单；
5.3 工厂的主要检测仪器设备清单（包括:名称、型号、规格、数量、精度、检定周期等）；
5.4 与附件3有关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目录及机构框图/表和职责规定文件等。
6．必要的认证产品检测报告。
7. 委托人、工厂的注册证明材料。
8. 指定认证机构需要的其他文件。

附件2
检测项目和检测依据
1. 摩托车前照灯
应符合GB5948-1998《摩托车白炽丝光源前照灯配光性能》的第4.1.2,4.1.3,4.2，4.3和5条的要求。
型式试验按第6.2条判定，监督抽样按第6.3条判定。
2．轻便摩托车前照灯
应符合GB19152-2003 《轻便摩托车前照灯配光性能》的第4.1.2,4.1.3,4.2，4.3和5的要求。
型式试验按第6.4条判定，监督抽样按第6.5条判定。
3．摩托车前位灯、后位灯、制动灯、转向信号灯
应符合GB 17510-1998《摩托车光信号装置配光性能》的第4.1，4.2，4.3，4.6，5，6，7 （除7.9）和8条的要求。
型式试验按第9.3条判定，监督抽样按第9.4条判定。
4.摩托车后牌照灯
应符合GB 17510-1998《摩托车光信号装置配光性能》的第4.4，4.5，4.6，5，6，7.9和8条的要求。
型式试验按第9.3条判定，监督抽样按第9.4条判定。

注：标准采用现行有效的版本。
















附件3
强制性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为保证批量生产的认证产品与已获型式试验合格的样品的一致性，工厂应满足本文件规定的产品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1 职责和资源
1.1 职责
工厂应规定与质量活动有关的各类人员职责及相互关系。且工厂应在组织内指定一名质量负责人，无论该成员在其他方面的职责如何，应具有以下方面的职责和权限：
a)负责建立满足本文件要求的质量体系，并确保其实施和保持；
b)确保加施强制性认证标志的产品符合认证标准的要求；
c)建立文件化的程序，确保认证标志的妥善保管和使用；
d)建立文件化的程序，确保不合格品和获证产品变更后未经认证机构确认，不加贴强制性认证标志。
质量负责人应具有充分的能力胜任本职工作。
所有班次的生产操作，应指定确保产品质量的人员。
负责产品质量的人员，为了纠正质量问题，应有权停止生产。
1.2 资源
工厂应配备必须的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以满足稳定生产符合认证标准的产品要求；应配备相应的人力资源，确保从事对产品质量有影响工作的人员具备必要的能力。建立并保持适宜产品生产、检验、试验、储存等必备的环境。

2 文件和记录
2.1 工厂应建立、保持文件化的认证产品的质量计划或类似文件，以及为确保产品质量的相关过程有效运作和控制需要的文件。质量计划应包括产品设计目标、实现过程、检测及有关资源的规定，以及产品获证后对获证产品的变更（标准、工艺、关键件等）、标志的使用管理等的规定。
产品设计标准或规范应是质量计划的一个内容,其要求应不低于有关该产品的实施规则要求。
2.2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程序以对本文件要求的文件和资料进行有效的控制。这些控制应确保：
a)文件发布前和更改应由授权人批准，以确保其适宜性；
b)文件的更改和修订状态得到识别，防止作废文件的非预期使用；
c)在使用处可获得相应文件的有效版本。
2.3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质量记录的标识、储存、保管和处理的文件化程序，质量记录应清晰、完整以作为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证据。
质量记录应有适当的保存期限。

3 采购和进货检验
3.1 供应商的控制
工厂应制定对关键零部件和材料的供应商的选择、评定和日常管理的程序。程序中应包括对关键零部件或材料供应商实行产品和制造过程批准的要求，以确保供应商具有保证生产关键零部件和材料满足要求的能力。
工厂应保存对供应商的选择评价和日常管理记录。
3.2 关键零部件和材料的检验/验证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对供应商提供的关键零部件和材料的检验或验证的程序及定期确认检验的程序。程序中应包括检验项目、方法、频次和判定准则，以确保关键零部件和材料满足认证所规定的要求。
关键零部件和材料的检验可由工厂进行，也可以由供应商完成。当由供应商检验时,工厂应对供应商提出明确的检验要求。
工厂应保存关键零部件检验或验证记录、确认检验记录及供应商提供的合格证明及有关检验数据等。

4 生产过程控制和过程检验
4.1 过程准备
4.1.1 工厂应对关键生产工序（过程）进行识别并确认；关键工序操作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能力；如果该工序没有文件规定就不能保证产品质量时，则应制定相应的工艺作业指导书，使生产过程受控。
4.1.2对关键的生产过程进行过程研究，以验证过程能力并为过程控制提供输入。
4.1.3以适当方式进行作业准备验证。
4.2 产品生产过程中如对环境条件有要求,工厂应保证工作环境满足规定的要求。
4.3 可行时,工厂应对适宜的过程参数和产品特性进行监控。
4.4 工厂应建立并实施生产工装管理系统和关键设备预防性维护系统。
4.5 工厂应在生产的适当阶段对产品进行检验，以确保产品及零部件与认证样品一致。
4.6 工厂应建立并实施产品的可追溯系统。
适当时，确定并应用统计技术。

5 例行检验和确认检验
工厂应制定并保持文件化的例行检验和确认检验程序，以验证产品满足规定的要求。检验程序中应包括检验项目、内容、方法、判定等，并应保存检验记录。具体的例行检验和确认检验要求应满足相应产品的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
例行检验是在生产的最终阶段对生产线上的产品进行的100%检验，通常检验后，除包装和加贴标签外，不再进一步加工。
摩托车灯具产品的例行检验项目包括：外观质量、点亮试验和气密试验。
注：前照灯的点亮试验应包括明暗截止线检查。
确认检验是为验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进行的抽样检验。
摩托车灯具产品的确认检验项目为附件2要求的型式试验的全部项目。确认检验项目最小频次为每单元1次/年。

6 检验试验仪器设备
用于检验和试验的设备应定期校准和检查，并满足检验试验能力。
检验和试验的仪器设备应有操作规程，检验人员应能按操作规程要求，准确地使用仪器设备。
6.1 校准和检定
用于确定所生产的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检验试验设备应按规定的周期进行校准或检定。校准或检定应溯源至国家或国际基准。对自行校准的，则应规定校准方法、验收准则和校准周期等。设备的校准状态应能被使用及管理人员方便识别。
应保存设备的校准记录。
6.2 测量系统分析
为分析测量和试验设备系统测量结果的变异，工厂应进行适当的测量系统分析，保存相应的记录，适当时，可选用测量系统重复性和再现性（R&R）分析,小样法分析。
6.3 实验室管理
工厂应定义内部实验室实验范围，包括进行检验、试验或校准服务的能力。
为工厂提供检验、试验或校准服务的外部/商业/独立实验室应有定义的范围，包括有能力进行的检验、试验或校准服务。

7 不合格品的控制
工厂应建立不合格品控制程序，内容应包括不合格品的标识方法、隔离和处置及采取的纠正、预防措施。
工厂应制定返工、返修作业指导书，内容应包括经返修、返工后的产品需重新检测。对重要部件或组件的返修应作相应的记录。
未经确定或可疑状态的产品，应列为不合格品。
废旧产品必须以对待不合格品的类似方法进行控制。
应保存对不合格品的处置记录。

8 内部审核
工厂应建立文件化的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审核程序，确保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和认证产品的一致性，并记录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审核结果。
对工厂的投诉尤其是对产品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投诉，应保存记录，并应作为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审核的信息输入。
工厂应以适宜的频率审核每个制造过程，以决定其有效性。
工厂应以适宜的频率，在生产的适当阶段对其产品进行审核，以验证符合所有规定的要求。
对审核中发现的问题，应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并进行记录。

9 认证产品的一致性
工厂应对批量生产产品与型式试验合格的产品的一致性进行控制，以使认证产品持续符合规定的要求。
工厂应建立产品关键零部件和材料、结构等影响产品符合规定要求因素的变更控制程序，认证产品的变更（可能影响与相关标准的符合性或型式试验样件的一致性）在实施前应向认证机构申报并获得批准后方可执行。

10 包装、搬运和储存
工厂所进行的任何包装、搬运操作和储存环境应不影响产品符合规定标准要求。
工厂应按适当策划的时间间隔检查库存品状况，以便及时发现变质情况。

注：斜体字表述的内容引用自GB/T18305-2003。


中国律师“边缘化”之思考

吴 清 旺＃


一、 引言
中国律师个体乃至整个中国律师制度应处于何种地位？作为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制度处于社会中心抑或社会边缘，事关中国法制乃至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问题。二十一世纪不仅仅是网络、信息、知识等要素的简单堆积，也不仅仅是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共同体就大功告成，法制的完善、政治的民主、经济的繁荣乃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标志。法律要素绝非可有可无的工具或辅助品，法律人也不应处在社会的边缘。因为，二十一世纪不仅是经济繁荣的时代，更是社会民主、法制健全的时代。为此，律师应当是具有强大“交涉力”的社会治理力量，充分发挥作为社会权力制衡体系中的社会监督力量的功能，通过法律服务而成为民主与法制的捍卫者。然而，从中国律师业产生的那一天起，中国律师业就缺乏科学的定位，尤其是缺乏从律师业的制度功能上构建我国律师制度，致使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呈“边缘化”的状态。鉴于此，为实现新世纪的法制目标，必须重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律师业。为此，笔者拟就此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二、中国律师“边缘化”
评价现行中国律师制度以及反思中国律师边缘化需从更广阔的历史和社会的视野切入。中国的律师制度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清朝末年，律师制度作为西方典章制度而被我国引进，这是清末修改法律运动的一个产物。当时的律师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上完全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进行了建立新型律师制度的尝试。此时的律师制度事实上是以当时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为模本的。其主要特点就是把律师纳入国家公职范围，律师统一在律师顾问处任职，而非私人开业或合伙开业。然而，律师制度并未被社会所接受，律师制度仍遭众多的非难和指责，如认为律师制度是资本主义所专有，律师的刑事辩护是丧失阶级立场、替坏人说话等。1957年“反右”斗争中，许多律师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判刑。律师制度因此而夭折。就直接而显著的原因讲，是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和新的大一统社会格局所必然滋生的权力滥用的结果；而就更深层原因讲，则是因为现代律师制度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乏支撑，权力至上、权力本位思想仍强于律师制度所蕴涵的民主监督、权力制衡思想。一句话，中国律师远离整个国家制度体系的中心，处在极为边缘的地带。
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颁布，律师制度再一次以法律形式确认，律师业也再度兴起。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实施后，中国律师业逐渐脱离对国家经济和编制等的依赖，实现了律师职业社会化。同时，通过律师协会的建立和完善，律师自治及行业化管理逐渐形成。由此，较为规范的律师制度基本形成，律师队伍进一步壮大。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律师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权力本位、国家本位、漠视制衡等传统观念一时难以消除，中国律师仍处于国家制度体系甚至法律制度体系中的边缘。这种“边缘化”的现象又反过来制约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加重整个律师制度的“边缘化”。虽然，律师队伍本身发展尚有严重不足，但律师业发展的种种错位现象不能不说与中国律师“边缘化”密切相关。

边缘化现象之一：在与权力打交道的过程中，律师缺乏足够的交涉力。
律师职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职业。它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公民、法人（包括机关法人、事业法人以及企业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在社会组织和个人在遭受国家公权力侵害或与该权力部门交涉时，或者，社会弱势群体在社会交往中其合法权益被侵害时，律师通过法律途径最大限度地保护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例如，公民、企业法人与行政机关的权益纠纷；公民与大公司的权益纠纷；劳动者与雇佣者之间的权益纠纷等。后者所指的律师业务已不是简单地提供法律知识，而是通过律师的交涉使权力资源、经济实力悬殊的冲突双方在法律上获得平等的地位，进而阻止“强者”在法律上获取不当利益。这就需要律师具备足够的与权力、经济优势一方对话讨价还价的能力，即交涉力。
然而，从我国律师执业的现状看，我国律师所拥有的交涉力是相当微弱的，尤其在与权力机构打交道时，尚不足以与整个国家政治体制内的主导政治力量对话和交涉的顺畅渠道及基本条件。例如，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行政诉讼案件时，尽管法律赋予了律师一定的权利，但现实效果并不理想。律师的诉讼活动遭权力机构干涉，甚至律师自身的人身自由也被非法剥夺，这些现象依然存在。另外，律师在诉讼的过程中，司法机关律师的合法主张得不到充分的采信；诉讼权利的保护、甚至人格的尊重等方面都体现出律师的地位尚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些律师为了实现“正当”目标而采取非正当的手段，通过“法外寻权”获得法律外的交涉力。请客、送礼，有纠纷找新闻，有矛盾找上级，“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已不再是新鲜话题。一个小小的纠纷从村里诉到县里，从县里再到省里直到中央。申诉案件不断增多。这些现象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为律师交涉力的缺乏，但足以表明中国律师存在严重边缘化。
边缘化现象之二：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律师的政治参与被忽略。
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首先是作为政治制度而产生的。由于律师制度具有权力制衡体系中的监督功能，而被世界各国视为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因而，律师也被视为社会政治结构中的重要力量，直接参与并实际影响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运作过程。尤其在西方发达国家，尽管他们的律师制度也存在着商业化的倾向，但其对政治构架和政治运作过程的实际影响十分明显，并已涉入到西方社会理念以及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之中。
我国的律师参与政治的渠道和途径较以往大有增加，如：律师进入人大、政协等机构，参与立法讨论、修改等，但总体来说是非常有限的。从我国律师制度的现状看，律师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定位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无论是律师的行业管理组织或是律师个体，在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方面，并不具有比一般社会公众更优越的制度条件。律师尚处于体制外的“边缘状态”，律师与体制内党政司法机关的对话得通过司法行政管理机构进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律师的存在理由尚未提升到制度功能的层面上来，仍被视为与公共权力无多大关系的一般社会职业而已。现实中，从事律师业就意味着离开权力，几乎不可能再进入政治职业阶层，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律师只能是律师”，没有“前途”只有“钱图”，律师的收入高但社会地位并不高等等。权力机构排斥乃至歧视律师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边缘化现象之三：在法律职业群体构成中，律师被排斥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之外。
从理论上说，公、检、法、司（包括律师）虽然各自分工不同，但都属于法律职业群体，大家围绕法律开展各自的工作。因此，如果相互之间对共同遵循的法律规范缺乏法律学识的认同，那么互相之间必然难以沟通，无法形成统一的评判标准，甚至各法律职业者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而歪曲法律，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就我国法律职业群体的相互关系看，立法上仅仅写明了公、检、法三机关的分工配合制度。司法实践中，律师意见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律师的人格没得到充分的尊重，甚至出现律师在执业中被赶出法庭或遭非法拘禁的情况。律师缺乏以平等的地位与其他法律职业者沟通的条件。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法律部门任职资格不同，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彼此学识背景的不同。因此，大家虽同为法律职业人，彼此却对法律的价值缺乏必要的认同。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尚未形成，，律师与其他成员之间的法律沟通尚存在着主客观方面的障碍，律师仍被排斥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之外。
边缘化现象之四：在律师执业过程中，律师职业严重商业化。
从律师制度设立的价值取向看，律师制度的设立并非为了商业的目的。但是，由于制度体系中的边缘化使得律师在制度体系中心无所作为，于是便寻求“外围”发展，或者说在“边缘”寻求活动空间，加之，经济影响力对社会的不断渗透，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天性的驱动，律师职业日趋商业化，并出现极端商业化的现象——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漠视律师职业的“公共责任”。从律师执业的现状看，宁可办理经济纠纷案件，不愿办理非经济类的民事案件；宁可办理标的大的经济案件，不愿办理小额的经济案件；宁可办理小额经济案件，不愿办理行政纠纷案件以及刑事犯罪案件；宁可为金融、投资等大公司担任法律顾问，不愿为小型企业及一般百姓做法律顾问等等，这已成为相当多律师的受案标准。由此，充分体现百姓生活矛盾的相邻权纠纷、人身权纠纷等缺少律师介入；最能体现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矛盾冲突的领域——行政诉讼纠纷，律师不愿涉入；《律师法》强调法律援助为律师的法定义务，而实践中律师对法律援助案件的推委；越来越多的“优秀律师”成为“财团律师”，甚至成为财团或金钱的附庸。甚至，收费高低已成为判断律师优劣的唯一标准！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律师职业极其商业化的倾向。它虽然在段时间内也能推动律师从业的积极性，但从长远看，极端商业化现象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是十分不利的，它将损害国家的法制体系，进而降低人们内心对法律公正的信心。显然，它与律师制度作为一项政治制度而存在的基本价值是背离的。
三、重塑中国律师的主体地位
种种边缘化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律师制度的发展，损害律师制度设立的目标。为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最大限度地发挥律师业在法制体系内的功能，必须重塑中国律师的主体地位。
首先，更新观念，从律师制度的创设目标上定位中国律师。
在人们的观念中，国家和社会一直被视为目标一致、没有利益冲突的统一体。国家可以决定社会的一切，国家利益就是社会利益。这就是所谓的“一元论”观点。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冲突，国家权力的滥用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主张国家与社会为相对独立利益主体的“二元论”观点被人们普遍接受。“二元论”者认为，国家权力离不开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而且需要社会的监督，国家与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制衡问题。以介入解决社会各种利益冲突为职业的律师群体，因其特有的价值功能而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或民间）监督力量。因此，从原创意义上说，律师制度的设立目标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律师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服务行业。面对着二十一世纪，对中国律师的理解不能停留在提供法律服务的层次上，或仅仅视为经济发展的“保驾护航”者，而是根据“二元论”的观点，从民主监督、权力制衡的最基本价值出发重新定位新世纪的中国律师。
其次，完善立法，从立法上保障律师执业所必需的交涉力。
进入二十一世纪，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增加并且细化，导致社会纠纷的多样化、复杂化，对纠纷和争议解决途径的要求也不断强化。另外，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了公民和组织寻求司法途径以反对政府或其他公共权力的侵权行为。这些新的发展趋势不仅要求提高律师个体全面提高素质，而且对律师在社会冲突中与各种权力特别是公共权力交涉的能力提出了更高是要。为此，除律师个体自身的努力外，国家要为律师执业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其中最直接的便是通过完善立法来加强律师的交涉力。就目前的立法现状看，一方面要提高律师在执业中尤其是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增加其相应的权力。如取证权、质证权等。同时增加权力机构对律师诉讼活动的合作义务的规定。另一方面，要取消和修改现行立法中对律师执业的不适当的限制。例如，取消或修改《刑法》第 条对律师伪证罪的特别规定。
第三，律师参政，从政治上确保中国律师的主体资格，增强律师的社会责任感。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民主与法制空前繁荣的时期，一方面，行政权力所及范围客观上存在着对律师职能的广泛需求。另一方面，作为以介入政治和社会敏感、复杂问题为职业的特殊社会群体，尤其在与权力交涉的过程中，律师有着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而且，随着律师队伍自身建设的不断加强，律师不再“为金钱而战”，律师的商业特性日趋淡化，而向其固有的社会属性回归。律师的政治热情、公共责任感大大增强。这些主客观优势也将成为我国律师作为政治后备资源的理由。可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制建设，不仅可能且有必要让更多的律师参与政治，提高律师的政治地位。
第四，统一标准，从法律的价值出发，重构法律职业共同体。
在崇尚知识并以智力文明为特征的二十一世纪，同一职业群体对该职业学识价值的认同是实现该职业价值的最基本的主观条件。就法律而言，法制建设的经验表明，公、检、法、司（包括律师）应有职业上的分工，但同时又应当是一个高度职业化、专业化的完整法律职业共同体。相互之间在法律面前应以法律学识而不是以手中的权力大小为评判标准，彼此在对待事物或处理纠纷时，运用相同的思维方式和共同的评价体系，在处理结果上能形成合理的期待。
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国家应以法律的形式围绕法律职业化、专业化的目标，构建法律职业者的任职资格体制。更言之，应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统一法律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在强调学识背景和学识价值的基础上，把各种法律职业者联结成一个整体。并且三者在人事上可以有条件地流通，由此而形成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必将大大降低法律制度运作过程中的内耗，使法律成为真正成为共同体成员司法活动所遵循的唯一标准，从而实现新世纪我国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
第五，规模经营，以规模所为组织形式，提高律师群体的行为能力。
二十一世纪经济领域呈现出集团化、国际化的经营趋势，分工合作已成为社会各领域的共同特征。就律师事务所而言，三、五人组成的律师事务所远不能满足各种“一条龙”服务的需要，无法提供复杂、系统的法律服务“产品”的能力，更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相反，分工细致、部门齐全的规模律师事务所更能满足人们群众对法律的迫切需求，提高律师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规模所所产生的律师群体效应有助于推动律师在整个社会制度体系中尤其是国家法制体系中获得相应当中心地位，从而克服中国律师边缘化的状况。

四、结语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律师不仅是个体素质全面提升的法律服务群体，而是更多呈现其公共责任感并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一支独立力量。不仅是介入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法律职业者，更是具有强大交涉力的社会权力制衡力量。它们不再是国家制度体系甚至法律体系中的边缘人，而是制度体系中的举足轻重的一份子。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吴清旺

二 0 0 二 年 八 月 十五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