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合理性分析



[摘 要] 刑事特别程序是当今刑事诉讼制度建构中的一种发展趋势，它既实现了诉讼效率的价值目标，又同时兼顾了诉讼公正的价值目标。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也在摸索之中，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形式应运而生。通过对西方国家刑事特别程序的介绍以及对我国相关方面司法改革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我国建立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方式有其合理性。本文试从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哲学原理角度（主要包括刑事诉讼价值的内涵和目标、刑事司法程序正义等内容）对此进行较深入的理论分析。
[关键词] 普通程序简易审；公正；效率；程序正义



近几年来，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一直是司法改革的中心环节，广为人们关注。同其他司法改革一样，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目标是双重的：通过改革实现和保障司法公正，通过改革提高司法效率。就某一具体制度而言，不可能使公正与效率绝对平衡。但是，从中国目前的法治背景来看，应当将效率列为优先兼顾的目标。基于这个考虑，司法实践部门立足刑事诉讼立法精神，深入实际调查，加强理论论证，设计了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方式（简称“普通程序简易审”）。这种审理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介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两者之间的一条独辟蹊径的“第三条道路”，是对现有庭审方式所作的进一步改革。作为司法部门改革的成果，它是否符合刑事诉讼发展规律，具有多大的生命力，仍需展开深入的讨论。

一、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评析
（一）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内容和实施情况
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是指对某些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在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前提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基础上，采取简化审理部分审理程序，快速审理案件的一种新的庭审方式。在审理案件的范围上，它不同于简易程序；在法庭审理方式上，它是在现有刑事诉讼法律的普通程序框架内对审理程序的简化。 2001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提出，人民法院应与有关部门配合，“在不违反刑事诉讼的前提下，探索普通程序简易化的有效途径，以提高审判效率。”由此，普通程序简易审成为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确定的五个方面的改革重点之一，同时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改革方案中的一项内容，全国各地展开了对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探索与试验。2003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这两个文件的颁布，对于切实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确保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关于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的不同观点
　 尽管目前全国各地普遍试行普通程序简易审，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此仍存在较大争议。肯定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做法的学者认为，这一举措具有重要意义：（1）可以通过审判程序适当缓解人民法院的压力，减轻审判机关和承审法官不必要的负担；（2）可以以效率促公正，使审判人员将更多精力放在复杂的案件上；（3）可以及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树立人民法院的威信；（4）有利于威慑并及时惩罚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稳定；（5）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持怀疑或否定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普通程序简易审有如下缺点：（1）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2）其前提和基础不能成立；（3）无法保障程序公正；（4）在先进法院的试点并不具有代表性；（5）对西方快速审判的某些程序缺乏客观、全面的考察和理解。【1】
可见，问题的焦点集中于两点：一是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与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关系及法律依据；二是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前提和基础是否合理。笔者认为，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具有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有其法理基础和现实基础。
二、外国刑事简易程序的设置和比较
无论是从英美法系还是从大陆法系的有关立法情况来看，针对不同的犯
罪态势，各国往往设置多种类型、多种模式的刑事简易程序，以分别适应不同
层次的案件的需要。事实上，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并不多。在美国，除普
通程序之外，有两种形式的简易程序，司法官审理轻微犯罪程序和辩诉交易程序。前者适用的范围是依照《美国法典》第18编第3401条由司法官审理的轻罪案件或微罪案件，或就上述两类案件向地区法院法官申诉的案件。而后者的适用范围则广泛包括控辩双方协商一致的被告人承认指控的各类刑事案件。目前在美国联邦和各州，约有90%的刑事案件是以辩诉交易程序解决的。
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处罚令程序和快速审判程序两种简易程序。在处罚令程序中，法院或法官只对检察官提出的书面申请和案件进行审查即可对被告人处以罚金等轻微刑罚，而不再进行正式的法庭审判程序。据介绍，按照该程序处理的案件占轻微案件的60%。该程序虽然简单，但司法公正却不因此受到损害。因为如果被告人不同意采用该程序，审判程序应当公开进行。
意大利1988年的新刑事诉讼法典为改变过去旧体制的低效率，引进和设置了五种刑事特别程序,该法典被西方法学家誉为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最好样板。这五种刑事特别程序为：1、直接审判程序,适用于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应受惩罚的案件；2、迅速审判程序，适用于被告人已经被讯问并作了供述，证据表明被告人有罪，由检察官申请，预审法官不进行预审而交付审判的案件；3、刑罚处罚程序，适用于检察官认为罚金刑处罚已经足够了的那些轻微犯罪案件；4、依当事人请求而适用刑罚的程序(意大利式“辩诉交易”)，即审判开始前，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可以就判刑达成协议，请求法官按此论处，被告人预定刑期最高可减少1/3；5、简易审判程序，法官仅根据侦查卷作出判决。【2】
日本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则有所谓略式审理程序和简易公审程序，略式程序是由地方法院（家庭法院）或简易法院根据检察官的请求，对轻微犯罪案件进行不开庭书面审理；【3】简易公审程序则适用于轻微犯罪以外的犯罪，当被告人认罪服法或没有争议时，法院听取检察官、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作出判决，原则上不受传闻证据原则限制，同时也可简化证据调查程序。【4】
比较上述各国刑事诉讼法可以看到，简易程序大体上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首先，与普通程序相比，简易程序在法庭审理环节上都具有简化的特征，但其简化的程度却有所不同，有的仅进行书面审理，有的需要开庭审理，只是庭审程序简化；其次，简易程序的适用一般都需要经过被告人的同意，尤其是只进行书面审理的简易程序，必须经过被告人的同意，而被告人同意往往以其认罪为前提；再次，以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通常都意味着对被告人处罚的减轻；最后，简易程序主要适用于轻罪案件，但也不排除对一些相对较重的犯罪的适用，例如意大利的简易审判程序就适用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下的各种刑事案件。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西方各国现代刑事诉讼程序发展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简易程序或者其他速决程序的广泛采用，并且其适用范围逐步扩大，使刑事诉讼程序呈现出简易化的趋势与倾向，即所谓正当程序的简易化。毫无疑问，普通程序简易审是与国际性的趋势相一致的。
三、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法理基础
（一）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内涵
在我国，法的价值或法律价值是本世纪80年代从西方法学著作中舶来的一个概念，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法能促进什么？有哪些意义、作用，即工具价值；二是法的本体价值，即自身的价值，自身的善（优秀品格）；三是在不同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发生矛盾时，根据什么来评价。” 【5】由此，对于刑事诉讼程序价值，我们也可以从其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两个层面剖析。
1、刑事诉讼程序的工具价值。它是指刑事诉讼程序对于判决结果的产生，对于刑事诉讼实体目的的实现，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所具有的价值。这是从功利角度对刑事诉讼程序作出的价值评判。
2、刑事诉讼程序的本体价值。它是指刑事诉讼程序本身所固有的、独立于外在目的的善的品质。如果说刑事诉讼程序的工具价值是指刑事诉讼程序作为手段的善，那么刑事诉讼的本体价值是指其作为目的的善。它在裁判结果作出以前就得到彰显，不依赖于案件实体结果而存在，是其本身所具有的优秀品格。
3、刑事诉讼程序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即“绝对工具”论与“程序至上”论。“绝对工具”论者认为：“实体法的惟一正当目的则为最大限度地增加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幸福”，“程序法的惟一正当目的则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法”，【6】这样，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只体现于它所引导出符合刑法目的的裁判结果。“程序至上”论者则把程序的本体价值抬得很高，以至于淹没了程序之于实体结果的功利价值。他们认为：“当事人参与诉讼程序及获得法院的公正听审，既不是用以实施实体法的有效手段，也不是对程序工具价值目标的限制，而是人们用以评价和建构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标准。因此，评价法律程序的价值标准在于，它本身是否具有一些内在的优秀品质，而不是它在确保好结果得以实现方面的有用性。” 【7】
可见，以上两种理论把刑事诉讼程序的两种价值形态完全割裂开来。根据唯物辨证法中最根本的认识方法——矛盾分析法可以知道，刑事诉讼程序的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刑事诉讼活动这一共同范围背景下，刑事诉讼程序的工具价值注重程序对裁判结果的价值，是从程序外探求程序的价值。而刑事诉讼程序的本体价值则注重程序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不以裁判结果为根据的价值。因而，两者是有差别的。但两者又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就是刑事诉讼活动。因为刑事诉讼程序若不能体现其对于裁判结果的工具价值，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前提。国家设置刑事诉讼程序是有目的的理性活动，其目的是查明案件事实，使有罪的人受到刑法处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言行也是有目的的，即为获得无罪、罪轻的判决。若没有预期的目标，刻意追求所谓的程序的本体价值，即享受程序带给人的尊重和礼遇，为程序而程序的行为，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而，这种程序本位论是现实支撑点的，在逻辑上也讲不过去。可见，刑事诉讼程序的工具价值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价值，而程序本体价值是对工具价值的修饰，就像房屋建好以后，需要装潢一样，装潢是在房屋建好的基础之上，而不能脱离房屋而装潢。另一方面，程序所引导出的结果的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程序的外观，裁判结果的权威性不仅来源于权力背后隐藏的强制力，更来源于当事人的接受和社会的认可程度。“在服从某一决定之前，人们必须考虑做出该项决定的正当化前提。这种前提主要就是要件的满足。因为在公正的程序之中，当事人的主张或异议可以得到充分表达，互相竞争的各种层次上的价值或利益得到综合考虑和权衡，其结果，不满被过程吸收了，相比较而言一种最完善的解释和判断被最终采纳。这样作出来的决定极大地缩小了事后怀疑和抗议的余地。” 【8】当“善”的程序推演出“善”的结果时，程序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成为统一的结合体，刑事诉讼程序价值得以完满实现。
（二）刑事诉讼程序所追求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效率与公正
1、刑事诉讼基本价值目标——公正
公正（正义）是刑事诉讼程序所要实现的最高理想和目标，也是人们用来评价和判断一种刑事诉讼程序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标准。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公正具有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二方面的含义。所谓实体公正，是指在发现或查明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行使司法裁判权，正确适用实体法，确定有无犯罪、谁犯罪以及犯罪的轻重程度等一系列问题，对犯罪者进行惩罚。所谓程序公正，包括以下五项内容：一是程序的中立性，即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对诉讼当事人双方均要保持形式上和实质上的中立；二是程序的公开性，杜绝司法的“暗箱操作”；三是程序的平等性，即程序要充分保障诉讼双方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并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四是程序的合理性，即程序的设计应合理、规范，能有效地限制法官的恣意行为：五是程序的及时性，即程序的设计应以及时实现诉权、终结诉讼为宗旨，避免程序上的繁琐和诉讼成本的增加。而程序的及时性又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刑事审判活动应当及时地形成裁判结果；二是审判应当通过产生一项最终的裁判而告结束，避免因过于急速或者过于迟缓而使各方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2、刑事诉讼基本价值目标——效率
公正被视为是法律的生命所在，是人们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但不是惟一的价值目标。“判断一个社会优劣的标准，除了正义的标准之外，也还有其他的标准，例如效率和稳定。” 【9】现代社会，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犯罪率上升的巨大压力，通过程序设计，迅速解决纠纷，提高诉讼效率是国际刑事诉讼发展的一大趋势。我国刑诉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就反映了刑事诉讼对效率的追求以及效率在国家司法中的重要地位。
刑事诉讼效率是指以单位司法资源的投入来获得尽可能多的案件处理，即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单位时间内的有用工作量，加速刑事程序的运作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减少案件积压和诉讼拖延。需要指出的是，效率是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不是对快速结案的片面追求，它体现了司法资源有限性对诉讼活动的制约。“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就在于它的公正性。公正观是司法价值观中的第一要素，这是不容置疑的。”效率是为了使公正尽快地实现、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由于诉讼活动是一种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活动，那么在司法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对其消费效果提出经济合理性要求也就理所当然了。
3、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公正与效率作为刑事诉讼两个基本价值目标，它们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首先，公正是诉讼活动中永恒的主题，效率则居于辅助地位。诉讼程序公正的最终目标是正确处理每一起案件，力图实现百分之百的实体正义，因此它在本质上并不要求特定的诉讼期限限制。但国家出于有效控制犯罪、节约司法资源的考虑，强制性地规定了诉讼期限。公正在价值目标中应当处于核心地位，没有了公正，秩序是暴政的秩序，是无法长久维持的；缺乏公正的自由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这种自由必将最终导致自身的毁灭；缺少公正的效率只能是一种应急措施，无法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同。效率与公正具有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关系。在刑事诉讼中，适当地提倡诉讼效率是有益于诉讼公正的实现的，但效率毕竟是一种工具性价值，不易被过分抬高，更不能以牺牲诉讼公正为代价去获取效率价值。因此，对于诉讼活动来说，公正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而效率则是国家对诉讼活动的外部要求。基于这一思想，效率对诉讼活动的影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诉讼活动公正性的本质。当然，由于诉讼性质的不同，公正对于效率的让步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刑事诉讼中，公正居于优先的地位；而在民事诉讼中公正对效率的让步最大。
其次，公正与效率间是存在冲突的。一方面，司法人员对绝对公正的追求，会导致司法资源耗费的大增，从而不符合诉讼效率的原则：另一方面，对效率的不适当追求，往往会使司法公正无法在诉讼活动中得以体现，从而导致冤狱丛生。因此，如何正确把握公正与效率间的结合点，是司法界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
最后，在特定情况下，公正与效率可以共存。在现实生活中，案件的繁简不同，争议大小也不同。对于有些事实简单、争议不大的案件，适用普通程序无疑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因此，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对此类案件可采用相对简单的诉讼程序，以提高司法效率。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遵守相应的案件审理期限。遇有特别情况不能在法定审限内结案的，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延长审限的手续。不得未经批准超期审理，也不得无故超越审限。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法官在法定的诉讼期限内完成了审判任务，就是诉讼效率的体现。但从诉讼实践来说，案件是繁简不同的，而法定的诉讼期限是一致，法官应当尽可能的在法定期限内完成疑难案件的审判任务，而不能在相对简单的案件上浪费过多的时间。因此，一位法官不仅要具备能够“谦恭地听，睿智地答，审慎地想，公正地判”的美德，而且还应具有行动迅捷、遵守诉讼时效、力争高效的司法观念。法官只有迅速行动，才能及时、高效地完成各种司法职责，才能更大程度地实现司法公正。
正如一个效率低下的诉讼活动不可能是公正的一样，一个高效的诉讼活动必应包含公正的要求。两者最佳的结合才是我们最终要追求的目标。普通程序简易审就是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其公正性体现在：（1）适用该方式需得到被告人认可，是被告人对自己权利的行使与处分；（2）该方式体现的程序及时终结原则，使被告人免受因诉讼拖延导致的不公正的对待，可尽快进入服刑改造阶段；（3）该方式保证被告人享有恢复普通程序审理的动议权；（4）该方式带来的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将使其他适用普通程序案件的审理，获得更多的司法资源，保证这些案件的被告人得到更为公正的处理。
四、普通程序简易审的现实基础
（一）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必要性分析
1、实行普通程序简易审与科学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现实要求相适应。
在我国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刑事案件日益增长的数量与有限的司法资源形成了矛盾，这个矛盾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大中城市更为突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办法可供选择，一是加大司法资源的投入，二是在现有司法资源总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采取更为合理的配置方式，使其发挥更高效能。显然，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目前资源分配体系的制约，第二种办法更具现实性和可行性。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5条第2项之修改

　　　　　　　　曹新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教授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5条第2项明确规定本法不适用于"时事新闻",即"时事新闻"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然而,对于究竟什么是时事新闻,不仅著作权理论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而且在著作权实践中也难以找到准确答案,由此导致人们对时事新闻的理解存在诸多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项明确规定本法不适用于“时事新闻”，即“时事新闻”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然而，对于究竟什么是时事新闻，不仅著作权理论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而且在著作权实践中也难以找到准确答案，由此导致人们对时事新闻的理解存在诸多争议。例如，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北京地区的一场暴雨过后在网络上出现的“地铁瀑布”照片引发了人们对网络图片著作权的诸多争论，并暴露出了《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项关于“时事新闻”规定的缺陷。
一、问题的由来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北京地区下了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将整个北京城区变成了“水城”。这场特大暴雨创造了难得一见的景观：地铁瀑布。这一景观被一位刚回国不久的杨某抢拍到并通过手机发布在微博上。次日，便有多家国内报纸等媒体刊发了杨某拍摄的“地铁瀑布”照片，但其中只有两家获得了杨某的授权，一家标注了杨某的姓名，另一家还向杨某支付了报酬。对于这种未经授权擅自刊发其“地铁瀑布”照片的行为，杨某极为不满。[1]问题是，“地铁瀑布”照片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关于“地铁瀑布”照片的属性存在三种不同见解：第一，将该照片当作实景照片，是可版权客体，应当依法自动产生著作权，受到法律保护。任何人未经著作权人杨某许可擅自刊载，侵犯了杨某的著作权。[2]第二，将该照片当作时事新闻，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任何报刊媒体都可以自由使用，不必经照片拍摄者许可，也不必向其支付报酬，不构成侵权；[3]第三，该实景照片虽然属于时事新闻，是著作权法明确规定的不可版权客体，但报刊媒体刊发时应当注明出处以遵守新闻报道规则。[4]由此可知，人们的争论来源于对时事新闻的不同理解，即时事新闻是否包括新闻照片或者图片等事实消息。
如果著作权法所称的时事新闻仅仅是指单纯事实的文字消息，而不包括实景照片、图片新闻以及音像新闻等事实消息，那么“地铁瀑布”照片就不是时事新闻，而是摄影作品，应当受著作权法保护。反之，如果著作权法所称的时事新闻既可以是单纯事实的文字消息，也可以是实景照片、图片新闻以及音像新闻，那么“地铁瀑布”照片就可能是时事新闻，从而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要弄清楚时事新闻的内涵和外延。
二、时事新闻之内涵和外延解析
从新闻学角度看，讨论时事新闻时必须注意其与时事性作品[5]的区别。时事性作品是新闻记者、时评家甚至是普通人士针对时事热点问题，包括经济、政治、宗教、社会或者日常生活以及国际事务等创作的作品。这种类型的作品既可以是人们公开发表的演讲、评论或者讲话，也可以是实地采访记录的事实消息、随机抓拍的实景照片、随手描绘的实景图片以及录制的现场声音或者影像。如果将这种类型的作品，不论其是否具有独创性，全部作为时事新闻排除在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外，必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6]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时事新闻”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解析，以明晰其界线。
（一）时事新闻之内涵解析
《著作权法》明确排除保护的对象是“时事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将时事新闻限定为“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因此，我国著作权法排除保护的时事新闻由主词（事实消息）加两个修饰词（媒体报道和单纯）构成。由此可知，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时事新闻之内涵应当是用于媒体报道的、最新的、单纯的事实消息。
对于这种单纯的事实消息，《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将其限定于“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范围，似乎是为了进一步将其明确区别于其他单纯的事实消息。然而，根据著作权基本理论，著作权保护的是思想的表达形式，不涉及任何事实。对此《美国版权法》第２０１条作了明确规定。具而言之，不仅是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而且任何单纯的事实信息都不能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如果将单纯事实作为素材进行了独创性表达，那么其就不再是单纯事实消息。关于时事新闻规定的依据是《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为《伯尔尼公约》）。[7]该公约将单纯消息报道性质的日常新闻或各种事实排除在其保护范围之外。虽然《著作权法》使用的“时事新闻”术语与《伯尔尼公约》使用的表达不同，但有几点是相同的，尤其在以“报道性”作为对单纯事实消息的限定方面更是如此。但是，这种限定有所不明，因为这项限定词包含两种情形：一是以报纸等媒体报道为目的而采写的“通过报纸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二是不管以何种目的产生的“通过报纸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如果这两种情形都能成立，那么不论以何种目的采编的单纯事实消息都应当属于排除对象。如果只是第一种情形成立，那么，除了以报纸等媒体报道为目的而采写的单纯事实消息之外的其他单纯事实消息就应当属于可版权对象。由此推之，不论杨某拍摄的“地铁瀑布”照片是否单纯事实消息或者时事新闻，因为他不是以报纸等媒体报道为目的而采拍的单纯事实消息，不属于著作权法所排除的对象，所以应受著作权法保护。
（二）时事新闻之外延分析
从新闻报道角度看，单纯事实消息应当是指仅仅由时间、地点、人物、事由和事件五要素之部分或全部构成的消息。新闻报道倘若包含时事新闻撰稿人或者新闻机构对事实进行的评价、评论或者分析等内容，就不是时事新闻。[8]不论《伯尔尼公约》还是《著作权法》，都没有对单纯事实作出限定。事实上，法律所指的单纯事实可以是任何形式的事实，如经济事实和政治事实、国内事实和国际事实等。基于此，《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项规定的时事新闻，应当是由新闻五要素之全部或者部分简单排列组合而成的单纯事实消息。现实中的单纯事实消息，其表达方式可以是文字新闻、照片新闻、图片新闻、音像新闻、网络新闻等。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将时事新闻限定于语文著作（文字新闻），不包括其他形式的新闻报道著作。[9]
综合考察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著作权法关于时事新闻的规定，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与《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基本相同，如《韩国著作权法》；[10]二是没有明确规定，通过采取个案裁判的做法来判断时事新闻能否获得版权保护，如《美国版权法》。[11]
根据时事新闻是由新闻五要素之部分或者全部简单排列组合构成之特征，一篇时事新闻报道如果只是由单纯事实简单排列组合而成，那么不论其具体表现形式是单纯的文字表达还是声音、图像、图片或者照片等的表达，或者是上述诸种表达形式的结合，只要其结果没有独创性，就是不可版权对象；否则，就是可版权的作品。基于这样的分析，《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项规定的时事新闻既可以是文字新闻，也可以是图片新闻、照片新闻、音像新闻或者其他形式的新闻。但是，除文字新闻之外，其他形式的时事新闻是否为著作权法所排除的对象，则需要同时考虑其是否具有独创性。具有独创性的标的不属于著作权法的排除对象，不具有独创性的标的则属于著作权法的排除对象。
分析时事新闻外延时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作为著作权法排除对象的时事新闻是否需要考虑其采编人或者采写人。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时事新闻是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没有涉及采编人或者采写人是否新闻媒体的记者、通讯员或者工作人员。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论是独立的自然人还是新闻媒体的记者，只要采写或者采编的是时事新闻，尤其是单纯事实消息的文字性报道，就属于著作权法排除的对象。从立法本义看，这个结论是成立的。
因此，对于时事新闻的外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著作权法》所指的时事新闻应当包括文字新闻、图片新闻、照片新闻、音像新闻以及上述诸种形式的结合，一般以文字新闻为主要对象。但是，其他形式的新闻如果具有独创性，则属于可版权对象；否则为不可版权对象。
三、对《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款规定的修改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著作权法》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有关时事新闻的规定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内涵不清晰，二是外延不明确。时值《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之际，笔者提出两种修改建议方案：
第一种建议方案：将“时事新闻”从《著作权法》规定的不适用对象中删除，并且将《著作权法》第３条关于“作品”的定义进行修改，凸显作品的“独创性”条件。
第二种建议方案：仍然将“时事新闻”保留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不适用对象中，但对其进行限制性解释，即适用于各种传播媒体单纯事实的文字消息，而刊登、传播、转载者应当注明出处。
采用第一种方案的国家有美国、日本等，其著作权法并没有明确将“时事新闻”作为著作权法的排除对象，而是以其是否具有独创性来判断。具而言之，根据美国和日本的著作权法，时事新闻并非绝对是不可版权客体，能否产生著作权需要视其是否具有独创性而定。美国和日本的著作权法的这种安排至少有以下优点：
１．有利于版权作品条件的统一。可版权作品，除政府作品之外，其实质性标准就是独创性。不论是时事新闻还是其他种类的作品，只要具有独创性，就应当依法自动产生著作权，受法律保护。对于那些没有独创性的时事新闻，不必在著作权法中直接排除，而是以其不符合独创性标准而不给予著作权法保护，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２．有利于新闻事业的发展。虽然《著作权法》将时事新闻或者新闻报道直接从可版权对象中排除，但现实表现是许多新闻媒体不是自己进行新闻采访或者较少进行实地新闻采访，而是直接从别人的新闻报道中拿来，以较少的成本获得新闻信息。这种做法不仅影响了实地新闻采访单位的积极性，而且让许多新闻单位养成惰性，形成千篇一律的新闻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最红的传媒集团，其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对时事新闻给予最有效的保护，它们的传媒人能够从实地采编的时事新闻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３．有利于减少纠纷。如前所述，时事新闻究竟是单指文字新闻还是同时包括图片新闻、照片新闻、音像新闻等，容易引起争论。如果将时事新闻直接从可版权作品中排除，就有可能将有独创性的时事新闻排除在可版权作品之外，对实地采访采编的新闻不给予著作权保护，造成无序竞争。更重要的是，自然人个人随即抓拍的时事新闻，也可能被当作普通时事新闻而被排除在可版权作品之外，进而导致纠纷的产生。而美国和日本的做法可以减少这类纠纷。
《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项关于“时事新闻”的规定近似于第二种方案。但是，如此规定由于过于笼统，被排除对象“时事新闻”可能包括除文字新闻之外的其他新闻，如图片新闻、照片新闻等，因此在实践中容易产生分歧。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的规定虽然也近似于第二种方案，但却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具而言之：首先，将被排除的时事新闻限定于“单纯为传达事实之新闻报导所作成之语文著作”。[12]该项规定将排除对象限定于“语文著作”，因此不包括图片新闻、照片新闻、音像新闻等。其次，该项规定将被排除的文字新闻又进一步限定于“单纯为传达事实之新闻报导”。这一限定包括三个关键点：一是单纯，二是传达事实，三是新闻报导。因此，在我国台湾地区，满足这三个关键点的“语文著作”就是被排除对象。即使同时满足这三个关键点的“语文著作”具有独创性，也被排除在可版权作品之外。
为避免排除范围扩大，第二种建议方案将被排除对象限定于“单纯事实报道的文字消息”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争论，激励新闻媒体重视实地采访采编，并以更多样化的形式进行新闻报道。因为除文字消息之外的其他新闻只要具有独创性就可以获得著作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尽管如此，单纯事实报道的文字消息，也不可以被其他新闻媒体自由使用，而是必须注明出处。关于注明时事新闻出处的问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２日发布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６条作了规定，即传播报道他人采编的时事新闻，应当注明出处。因此，第二种建议方案符合《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是将几个方面的规定进行了整合。
由以上分析可知，笔者提出的两种修改建议方案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但是，笔者更倾向于采用第二种方案，具体理由如下：第二种建议方案是《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结合物，与《伯尔尼公约》相一致。但是，在《著作权法》不作明确的排除性规定时，某个单纯事实报道的文字消息若能满足独创性条件，仍然有可能获得著作权保护。这既能对新闻单位进行实地采访采编发挥激励作用，也能减少时事新闻报道中的“拿来主义”。第一种建议方案的最大不足就是必须在《著作权法》中明确定义作品的独创性，而且每一篇新闻报道都可能面临著作权判断的问题，增加其他媒体的判断成本。第二种建议方案的最大优点就是加快单纯事实消息的传播速度，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可以共享文字新闻消息。
因此，上述第二种方案不仅符合《伯尔尼公约》，而且符合我国实际。更重要的是，该方案明确排除“单纯事实的文字消息”作为可版权客体的做法符合著作权理论上的思想与表达二分法以及著作权法只保护事实的表达而不保护事实本身的立法精神。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单纯事实的文字消息”只是客观事实的排列，不能构成创作者思想的表达，但其他种类的新闻则是创作者思想的表达。然而，２０１２年３月国家版权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７条第２款第２项的规定只是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５条第１项的基础上增加了“信息网络”这种传播形式，并没有解决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令人遗憾。


注释:
[1] 参见杨丹：《“北京地铁瀑布”照片引发网络图片版权讨论》，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ｐｈｏｔｏ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０６／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２８６３６８７＿２．ｈｔｍ，２０１１－１２－０９。
[2]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悦副教授认为：“传统媒体必须尊重照片作者的版权，在刊发之前要找到照片作者，这一态度不仅避免版权纠纷的出现，也是一种职业精神的体现，因为正如新闻报道中对被采访者的引语都有严格规定，对网络来源的照片，也必须确认其作者，这才能保证报道的客观和真实。”转引自杨丹：《“北京地铁瀑布”照片引发网络图片版权讨论》，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ｐｈｏｔｏ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０６／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２８６３６８７＿２．ｈｔｍ，２０１１－１２－０９。
[3] 《告别北川》是新华社记者因履行自己的职务而拍摄的照片。反映的是国家领导人的活动事实，属于时事新闻，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参见李新海：《由“北京地铁瀑布”照片谈拍摄者的权利与义务》，ｈｔｔｐ：／／ＷＷＷ．５２ｌａｗｙｅｒｓ．ｎｅｔ／ｎｅｗｓ／１１６３１３２５．ｈｔｍｌ，２０１２－０５－０３。
[4]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２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６条规定：“传播报道他人采编的时事新闻，应当注明出处。”据此对不注明出处者，应当追究其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5] 参见肖勇：《“时事性文章”应当受著作权保护》，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ｚｗｗｗ．ｃｏｍ／ｒｏｌｌ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２０１２０４／ｔ２０１２０４０８＿７５２１１７６．ｈｔｍ，２０１２－０５－０２。
[6] 参见肖勇：《“时事性文章”应当受著作权保护》，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ｚｗｗｗ．ｃｏｍ／ｒｏｌｌ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２０１２０４／ｔ２０１２０４０８＿７５２１１７６．ｈｔｍ，２０１２－０５－０２。
[7]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１条第８款规定：“本公约给予的保护，不适用于单纯消息报道性质的日常新闻或各种事实。”
[8] 参见《新闻报道》，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５９２５９２．ｈｔｍ，２０１１－１２－０９。
[9] 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９条第４项规定，“单纯为传达事实之新闻报导所作成之语文著作”不得为著作权之标的。
[10] 参见《韩国著作权法》第７条第５项。
[11] 参见《美国版权法》第１０２、１０５条。
[12] 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９条第４项规定，“单纯为传达事实之新闻报导所作成之语文著作”不得为著作权之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