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使用生化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1]

一、 背景简介
化学武器是指利用某些化学物质对人类和生物的毒作用制造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因为在实际应用中有毒物质多转化为气态，所以又被称为毒气武器。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立即着手研究和制造化学武器，在三十年代初即成为世界上有数的拥有化学武器的强国之一。为了实现吞并邻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日本军国主义者采纳了日本军医大尉石井四郎“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的献计，从而确定了进行细菌战的战略，想以最省事的代价，赢得侵略战争的胜利。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后，根据日本大本营的命令，侵华日军开始在中国战场上对中国军民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为补充其细菌战折大量需求，侵华日军先后在东北的哈尔滨和长春、华北的北京、华东的南京、华南的广州以及南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设立大型的细菌战基地和工厂，又在我国６３个大中城市设立分部和工厂。　侵华日军的细菌研究“成果”广泛用于战争中，曾在我国２０个省内进行过细菌战。他们在进攻、退却、扫荡、屠杀难民、消灭游击队、摧毁航空基地等等方面，无不使用细菌战，在我国形成了疫病大流行，导致不少中国军民惨死。
　　据统计，有据可查的就有２７万无辜人民死于细菌战，军方的死亡人数还没有统计进去。由于疫病蔓延造成各地流行的，以及形成新的疫源地后造成多年疫病的流行，其死亡人数更是不计其数。
　　七三一部队是侵华日军设在中国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部队，也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支细菌部队，资料证实，这支部队在长达１２年的时间里，疯狂研制鼠疫、伤寒、赤痢、霍乱、炭疽、结核等各种病菌、并在至少５０００名中、苏、朝战俘和平民的健康人体上，进行包括活体解剖和各种生物菌培养在内的大量惨无人道的实验[1]。
日军的化学战一方面是违背国际公约的历史问题，一方面是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危害的现实问题（遗留武器造成损害的民间索赔），而两方面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结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理论对日军的化学战进行分析，并阐述日本应就此承担的国家责任。

二、 日本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理论分析
（一）国际人道主义法关于作战原则和规则的规定：
战争法是在战争中调整交战国之间,交战国与非交战国之间关系的准则[2]。其主要内容有战争的开始和结束的规则、交战国应遵守的作战原则、作战手段和方法及对战俘、伤病者、平民的保护制度、中立法和惩治战犯等。其中，规范交战国应遵守的作战原则，作战手段和方法及对战俘，伤病者，平民的保护制度被称为“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仅适用于武装冲突，其目的是在不违背军事需求和公共秩序的条件下确保对人的尊重并减轻由战争所带来的痛苦。通过一系列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确立了如下原则：
1、 区分原则（principle of distinction）：
(1) 区分合法交战者和平民：保护平民，在交战中不得将其作为攻击对象。
(2) 区分战斗员和非战斗员：以是否参与武力争斗来区分，不得将非战斗员作为攻击对象。
(3) 区分战斗员中有战斗能力和丧失战斗能力的战斗员：不得将后者作为攻击对象。
(4) 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军用物体和民用物体。不得攻击民用目标和民用物体。
2、限制原则（principle of restriction）：要求交战国对作战方法和手段的选择遵守战争法的限制，不得实施法律所禁止或限制的方法和手段。
3、相称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要求交战者所使用的作战手段和方法应与预期的，具体的和直接的军事利益相称。
4、军事必要（military necessity）和条约无规定不得免除国际法义务原则：一方面不得以“军事必要”来诋毁或破坏战争法规的义务。另一方面是不可以以条约无规定为由违反战争法规的义务。
同时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下列作战手段和方法：
1、 禁止使用极度残酷和过分伤害的武器：
2、 禁止使用不分皂白的作战手段和方法：就是不分战斗员和非战斗员、战斗员和平民、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军用物体和民用物体，不加区别地使用武力。
3、 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手段和方法：主要是指禁止使用旨在可能改变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期而严重损害的手段或方法。
4、 禁止使用背信弃义的作战手段和方法：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7条规定：“禁止诉诸背信弃义行为以杀死、伤害或俘获敌人。以背弃敌人信任为目的而诱取敌人的信任，使敌人相信有权享有或有义务给予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保护的行为。”
（二）日本侵华战争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分析：
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大体分为以下三种情形：
Ａ 在大规模的战役中使用化学武器作为达到军事目的的手段
属于这种情况的如１９３８年的宜昌作战、武汉作战等。由于这种战役规模比较大，日军有计划使用化学武器，甚至在战争中进行化学武器实验，所以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包括准备和实际使用的化学武器的种类和数量等。
Ｂ 在一般性的战争中或者是在较小规模的战斗中，日军根据情况机动地使用化学武器。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也有偶然留下记录的情况，多数情况下已没有具体的记载。当时双方的战争参加者虽然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有所涉及，但是难以找到具体的数据。
Ｃ 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作为迫害手段
日军对当时抗日力量所控制的地区进行扫荡时，经常使用化学武器对掩藏在地道中的和平居民进行攻击，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敌后根据地和日军与抗日力量相持的地区。日本方面的文件中对此有所记载，但更多是反映在中国方面的资料里。当时，“毒瓦斯”这一名词也在民间流传，就是由于这一原因。
第一、违反“区分原则”和禁止使用不分皂白的作战手段和方法：
1、 应区分合法交战者和平民
2、 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军用物体和民用物体。
平民和民用物体不应成为攻击对象。平民居民和平民个人应享有免受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危险的一般保护。平民居民本身以及平民个人不应成为攻击对象，禁止以在平民居民中散布恐怖为主要目的的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民用物体不应成为攻击或报复的对象。民用物体是指非军事目标的物体。对通常用于民用目的的物体，如礼拜场所、学校、房屋或其他住处，是否用于军事行动有怀疑时，该物体应推定为未被这样利用。禁止对平民居民所不可缺少的物体进行攻击、破坏、移动或使其失效，保护文物和礼拜场所，保护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如堤坝和核电站。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第25条规定：“禁止以任何手段攻击和轰击不设防的城镇、村庄、住所和建筑物。”第27条规定：“在包围和轰炸中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可能保全专用于宗教、艺术、科学和慈善事业的建筑物，历史纪念物，医院和病者、伤者的集中场所，但以当时不作为军事用途为条件。”日军在侵华战争过程中经常使用化学武器对掩藏在地道中的和平居民进行攻击，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人身伤亡，生化武器不仅针对我国人民解放军、民兵、志愿军，而且对普通居民也不放过。不仅针对军事目标，也对居民村落释放大量毒气，对该原则和规则的违反不言自明。
第二、违反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手段和方法和禁止使用极度残酷和过分伤害的武器的规则：
极度残酷和过分伤害的武器包括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1899年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规定特别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同年《海牙第二宣言》宣布禁止使用窒息性瓦斯或毒气弹之投射物。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也做了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的规定。1925年《禁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日内瓦议定书）不仅重申了上述条约的规定，而且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细菌作战方法”。正如前文所述，侵华日军的细菌研究“成果”广泛用于战争中，曾在我国２０个省内进行过细菌战。他们在进攻、退却、扫荡、屠杀难民、消灭游击队、摧毁航空基地等等方面，无不使用细菌战，在我国形成了疫病大流行，导致不少中国军民惨死，显然违反了该规则的规定。
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方法和手段是战争法规的一项新规则。它是根据保护人类环境这一基本原则确立的。根据1977年《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改变环境的技术是指，通过蓄意操纵自然过程，改变地球或外层空间的动态组成或结构的技术。改变环境的作战方法是指在作战中运用上述技术，以改变气候、引起地震或海啸，破坏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1977年的第一附加议定书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对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期而严重损害从而妨害居民的健康和生存的作战方法和手段。生化武器的投放，在整个中国领土范围内造成了极大的环境污染。毒剂使得土壤受到污染，染毒土壤中含有毒剂及其降解物质，会严重影响土壤的生态平衡，进而影响动植物生长。大气和水源的污染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今年8月4日在我国齐齐哈尔市发生的“芥子气”事件便是日军使用生化武器的后果。尽管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时77年公约尚未订立，但根据马尔顿斯条款（Martens Clause）（见下文），日军仍应承担责任。
第三、违反“相称原则”：
该原则要求交战国不得进行过分的或不成比例的攻击，不得使用引起过分伤害和不必要痛苦的作战手段和方法。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即使使用常规武器也足以实现其侵略的目的，而大规模的使用生化武器明显与其军事目标不成比例。
第四、国际人道主义法是强行法，无条约规定不能免除日军义务：
条约无规定不得免除国际法义务原则，一方面要求交战国未参加的国际条约，交战国不得违反其中的人道主义规则。另一方面，也不得以条约未规定违背人道主义义务。1899年和1907年两个《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序言中指出, “现在还不可能对实践中所出现的一切情况制度一致协议的章程，但另一方面，缔约各国显然无意使没有预见到的情况由于缺乏书面的规定就可以听任指挥官任意武断行事。在颁布更完整的战争法规之前，缔约各国认为有必要声明：凡属他们通过的章程中没有包括的情况，平民和战斗员仍应受到国际法的保护和管辖，因为这些原则是来源于文明国家之间制定的惯例、人道主义法规和公众良知的要求。”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和规则属于国际强行法范畴，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国际强行法为国际社会成员作为整体接受与承认，以维护最重要的、全人类的基本利益和社会公德为主要目的，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均具有拘束力，对任何与其相冲突的法律都有否决效力。因此，在二战中日本单方面退出大量禁止生化武器公约，并不能免除其承担国际义务。
第五、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中关于保护战俘和战时平民的制度：
规定战俘待遇的公约在当时主要有：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根据公约的规定，战俘自其被俘至其丧失战俘身份前应享受人道主义待遇，不得将战俘扣为人质，禁止对战俘施加暴行或恫吓及公众好奇的烦扰；不得对战俘实行报复，进行人身残害或肢体残伤或提供任何医学或科学实验……。
根据1899年和1907年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的附件规定：交战国对继续居留在境内的居民应给予人道主义待遇，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得把他们安置在某一地点或地区，以使该地点或地区免受军事攻击；不得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对他们施加压力，强迫提供情报；禁止对此等平民施以体刑和酷刑，特别禁止非为医疗的医学和科学实验；禁止实行个体惩罚和扣为人质……。
二战期间，日军组建的“731”毒气部队在至少５０００名中、苏、朝战俘和平民的健康人体上，进行包括活体解剖和各种生物菌培养在内的大量惨无人道的实验，是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公然违反。

三、 日军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应承担国家责任
国家责任是指国家对其国际不当行为所应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一国的国际不当行为原则上需同时具备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要素。1、某一行为依国际法可归因于国家。2、一国的行为违背了该国负担的有效国际义务。根据上文所述，日军侵华战争使用生化武器违反了其所应承担的人道主义义务。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水路运输服务企业管理规定

大政发[1999]91号文件


第一条 为加强水路运输服务企业管理，促进水运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大连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国内水路运输服务业务（含兼营）的企业（以下简称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水路运输服务企业，是指接受旅客、托运人、收货人以及承运人的委托，以委托人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旅客或货物水上运输、港口作业以及其他相关业务手续并按规定收取费用的行业（为多种运输方式服务的联运服务企业除外）。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分为船舶代理业和客货运输代理业。
第四条 大连市交通局是大连市水路运输服务企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其所属的航政管理机构负责全市水路运输服务企业的业务指导和行业管理工作，并具体负责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行政区域内的水路运输服务企业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县（市）、甘井子区、旅顺口区、金州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交通管理部门，是所在行政区内水路运输服务企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其所属的航政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水路运输服务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设立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必须依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
在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设立内资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应经市航政管理机构审核；在其他县（市）区内，应经所在地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审核后统一报大连市交通局审批同意，取得《许可证》。
设立外商投资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应由大连市交通局审核并报省交通厅转国务院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取得《许可证》。
取得《许可证》的单位，还应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营业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
第六条 设立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稳定的国内水路运输客源、货源；
（二）有与业务经营范围相适应的机构及专业人员；
（三）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要的营业设施；
（四）有符合下列规定的最低限额注册资金；
1、经营船舶代理业务的为20万元人民币；
2、经营客货运输代理业务的为30万元人民币；
3、同时经营船舶代理和客货运输代理业务的为50万元人民币。
第七条 申办《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下列文件：
（一）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开业申请书；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企业章程草案；
（四）拟注册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签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五）资金证明；
（六）办公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或租赁协议；
（七）企业负责人和主要从业人员名单、职务、简历及身份证明；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第八条 《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内实行年审制度。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需要继续经营的，应当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30日内，按申办《许可证》程序申请换领《许可证》。未按时换领的，视为经营资格自动放弃，审批部门予以注销。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变更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企业名称、经济性质、办公地点、注册资金等事项的，应当按申办《许可证》程序申请办理变更审批手续。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终止营业，必须到原审批部门缴销《许可证》和运输服务单证及专用发票，方可办理注销手续。
第九条 船舶代理业务经营范围为：
（一）承揽客、货源；
（二）安排和联系货物配积载、装卸船或旅客上下船；
（三）联系船舶作业所需拖船、浮吊等；
（四）办理旅客中转、货物中转或储存；
（五）代售客票或签订运输合同；
（六）结算、交付票款或运杂费；
（七）通报船期或货物到港情况，办理承运验收、货物交付；
（八）联系船舶修理和船舶燃料及其他用品供应；
（九）协助处理属于承运人责任事宜和客货运事故；
（十）承运人委托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客货运输代理业务经营范围为：
（一）联系船舶、订舱，签订运输合同；
（二）联系货物装卸、储存，签订装卸作业合同；
（三）办理货物提取、交付；
（四）结算交纳运费、票款和港口费；
（五）办理货物运输、作业所需证明；
（六）协助处理托运人、收货人责任事宜和客、货运事故；
（七）旅客或托运人、收货人委托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超过批准的经营范围从事业务活动；
（二）就同一委托事项，不得同时接受双方或多方当事人的委托；
（三）分支机构不得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从事经营活动；
（四）不得为无水路运输经营资格或超范围经营的企业或船舶提供服务；
（五）不得垄断客、货源或强行代理；
（六）不得假冒、转让或涂改《许可证》和业务单证及专用发票。
第十二条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与委托方应本着协商自愿的原则订立合同，并认真履行。由于过失造成损失的，由责任方负责赔偿。
第十三条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必须使用统一规定的运输服务单证和专用发票，收取代理费应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应按交通部、财政部的有关规定缴纳管理费。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应按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报送年度统计报表及有关经营情况资料。
第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的，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条例没有规定的，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航政管理机构按以下规定予以罚款：对无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3
倍以内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元。
第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的规定，向上一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上一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从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
罚决定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六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大连市交通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