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案件的责任认定

刘亚利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大幅改善，机动车数量也急剧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交通事故发案数也在逐年攀升。在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法院对交通事故案件的处理上也存在不同的意见，为了适应当今的形势，有待于统一认识，化解社会矛盾。下面就该类案件的责任认定作一分析；
　　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交通事故案件成讼到法院，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法院裁判的证据，最终由法院来审查确认。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于责任比例认定比较明确的情况下，处理起来相对简单。即对事故认定书中的事实部分，一般作为裁判依据，对于认定书中的责任比例承担上，可以在当事人双方充分质证辩论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但在没有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的情况下，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则需要由法官根据各自的举证情况来确定当事人双方的责任比例，并据此作出裁判。然而，法官不是专业的交通警察，对于交通事故的过错比例的认定往往是既没有技术基础和实践经验，又缺少可资操作的行业标准。只能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以生活常识为基础进行分析判断。往往会对责任的认定把握不严密。
　　二、车主的责任认定
　　首先，如果车主即肇事车辆驾驶员本人。在这种情形下，一般少有争议，即按照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双方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当然，如果事故发生与车内其他乘坐人员的行为有关，可以就其过错确定车主与乘坐人员之间承担责任的比例。
　　第二，如果车主是驾驶员的雇主。即驾驶员按照约定为车主提供劳务，车主给付报酬，从而产生权利义务关系。对于雇员侵权后的雇主责任，各国有不同的归责原则，包括无过错原则，过错推定原则，衡平原则等。对于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 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这表明，雇主对于雇员侵权行为一般承担无过错责任，在雇员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雇主与雇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所以，一般情况下，在驾驶员是执行车主的业务过程中出现的事故，车主应当对事故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关键是如何评价作为雇员的驾驶员在事故发生时是否具有重大过失，如果认定其具有重大过失，则车主应当对受害人的人身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车主承担赔偿责任之后可以向雇员进行追偿。如果雇员的重大过失是由车主的原因造成的，则应该由车主承担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而不是与雇员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如果车主是肇事车辆的出租方、发包方或者出借方。车主出租车辆是为了经营，经营获得利益的同时就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一般情况下，事故车辆的车主应当与司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践中，有不少车主举证证明自己与承租司机签有明确协议，规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其中明确界定在租车期间要遵守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如发生事故，一切责任由承租司机承担，车主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认为这份协议属于双方自愿订立，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有效。但是这属于车主与承租方的内部协议，不能对抗受害的第三人。故车主仍应当与承租司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可以在赔偿受害人之后据此协议向承租司机行使追偿权。车主是肇事车辆的出借方。这里存在两种情况，原则上说，如果车主将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借给具有驾驶资格的人，没有任何过错，发生交通事故后，应由实际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而车主无需负责。如果车主将存在瑕疵的车辆出借给人，或者将车辆出借给无驾驶资格的人，或者酒后驾车人，车主对事故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如果车主是事实车主，而没有办理登记过户手续。这在实践中也比较常见。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13号），排除了被盗车辆“名义车主”在车辆被盗后肇事的情况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可能性。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在《关于购买人使用分期付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车辆所有权的出卖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0]38号）中规定：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车，出卖方在付清全部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的，购买方以自己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并使用该车运输时，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出卖方不承担民事责任。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一他字第32号函复《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原车主是否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请示》中，明确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因车辆已交付，原车主既不能支配该车的运营，也不能从该车的运营中获得利益，故原车主不应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但是，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的行为，是违反有关行政管理法规的，应受其规定的调整。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最高法院的意见是，基于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归属的考虑，在机动车被盗、分期付款购车和连环购车未办手续的情况下，经公示的法定车主不承担赔偿责任，而应该由事实车主来承担赔偿责任。
　　三、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责任
　　车主已经投保的法律责任。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车主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和第三者责任强制险的情况。第三者责任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因此，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是机动车对第三者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三者责任强制险”是指无论被保险的机动车在法律上是否应当对第三者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都必须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除非是由于受害人的故意造成的。前者是投保人与保险公司自愿签订的，并且受害的第三者只能先起诉车主，车主在承担了赔偿责任后向保险公司理赔。后者具有强制性，机动车辆必须投保。并且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在“第三者责任强制险”中受害的第三者享有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可以直接起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应当直接向受害人赔偿。赔偿数额是固定的责任限额。如果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小于责任限额，则按实际损失赔偿；如果受害人的实际损失等于或大于责任限额，则按责任限额赔偿，与实际损失数额大小无关。即使是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和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中，行人负有过失责任，保险公司亦应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而不是按比例赔偿。因为，第三者责任险的除外责任很明确，只有四点：（1）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的损失；（2）被保险人所有的财产及被保险机动车上的财产遭受的损失；（3）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者网络中断、数据丢失、电压变化等造成的损失以及受害人财产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的贬值、修理后因价值降低造成的损失等其他各种间接损失；（4）因交通事故产生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显然，行人的过失责任不能作为其按比例赔偿法定理由。对于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责事项仅在合同缔结方间具有法律效力，并不能用于对抗受害的第三方。由此，对于保险公司关于在保险合同中约定有责任免赔率等非法定事由的抗辩一般也不应予以支持。
　　但是，对于“第三者责任险”的情况下，除非是受害人故意行为，保险公司应当在投保人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也就是说，这时如果机动车与行人等发生交通事故，行人负有责任时，保险公司承担的保险责任应当是按照投保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比例作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
另外，在共同致害的道路交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被保险人作为致害的一方，就共同致害人间承担的是按份责任；对第三者而言，与共同侵权人相互承担连带责任。这样就出现了投保一方的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问题，是对共同侵权人而言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按份责任，还是对第三者而言承担各侵权人承担的连带责任，即所有赔偿金额。实践中，也就出现了按共同侵权人内部的按份责任理赔和按受害人全部赔偿金额理赔的现象。在共同侵权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共同侵权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动车均投保，两车主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保险公司之间是否在理赔的范围内应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我们认为第三者责任强制险的保险人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应相对于受害人而言的责任，不应理解为共同侵权人内部的责任。在共同侵权中，如果投保人所承担的是连带责任，那么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亚利
我国传统法制中的监察制度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 秦昌东

对于我国法律制度，比较传统的是按照历史类型将我国的法律制度分成奴隶制法、封建制法等。习惯上，我们将清前期以前的法律称之为古代法律或传统法律。不管是哪种类型得法律制度，比较共同得都是以刑法为重。而刑法、刑罚的重心又是维护皇权和宗法伦理。虽然如此，在传统法律制度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兼有政治和司法制度特点的监察制度也逐渐得以发展、成熟。本文就清代以前的中国监察制度作一定的了解。

我国较早设立监察制度的是秦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原先在君主左右“掌赞书而授法令”[杜佑：《通典》卷二十四，职官六]的御史发展成为兼司纠察之任的监察官吏。《文献通考·职官考七·御史台》中就说御史：“至秦汉为纠察之任。”说明在秦代时开始设立监察制度。御史大夫是秦代的最高监察官，众御史之长，其地位在廷尉之上。御史大夫率属吏组成御史府（台），构成秦代的中央监察机关。在地方各郡则设立监御史。《汉书·百官表》云：“监御史，秦官，掌监郡。”这是由朝廷派往地方执行监察任务的官吏，其主要职责是对所在郡的官吏实行纠察，并参与治理刑狱。但监御史并不是地方官职，也不专驻地方，而是隶属于御史府（台），受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直接指挥和节制。监察机关的垂直制，在秦朝已开始。秦代的御史监察之制尚处于初创阶段，御史虽有监察之责，辅佐皇帝监察百官，但其仍负有其他各种行政事务，还不是专职的监察官员。御史的主要职责有三方面：一、协助皇帝和丞相管理其他国家事务；二、执行纠举官吏不法的监察事务。执行这项事务时，御史常奉命直接参与审讯活动。《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了秦始皇在咸阳坑儒和赵高以“谋反”罪审讯李斯时，都有御史参加。三、负责记录皇帝的制诏，主管刑律的制定、保存和核校等事务。秦代开创的监察制度为后世所继承，而且，御史监察百官还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

秦代开创的监察制度，汉初仍被沿用。经过不断调整，汉代的监察制度有了明显的变化。汉代中央仍设御史府，也叫御史大夫寺，为最高监察机关，长官为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中丞和侍御史等属官。东汉时期中央监察机关改为御史台，属九卿之一的少府，但御史台活动独立与尚书台、谒者台，并称为三台。御史大夫改为司空后。西汉时御史大夫除掌管监察百官纠举非法之职外，有时还率兵征讨，行使一定的兵权。《汉书》卷六《五帝纪》载：征和三年，春三月，御史大夫商丘成率兵二万人出西河击匈奴。这也说明了西汉时期还没有形成专门单一的监察机关。除御史大夫寺的监察外，汉武帝元狩五年，又在丞相府内设置丞相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汉书·武帝纪》]，协助丞相“督录诸州”[《后汉书·百官志一》]。中央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内设监察官员，加强了国家的监察职能。在地方上，汉代的监察机关主要有两类。一种是司隶校尉。司隶校尉负责“督大奸猾”[《后汉书·百官公卿表》]，“掌察举百官之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后汉书·百官志四》]。另一种是州刺史。汉初，废除了秦代常驻地方的监御史，有丞相派遣“丞相史”监察郡、县。汉武帝时期，为了有效控制地方，对监察制度又作调整，废除了监察郡国的丞相史，分全国为十三个郡部，除京师所在州为司隶校尉外，其余十二州各设刺史一人，直属御史大夫。除分区监察外，皇帝有时还从御史中直接任命“绣衣直指御史”，惩办地方奸猾，并同州郡共同审理重大案件，或负责镇压农民暴动。刺史的职权主要由“掌奉诏条”（共六条）确定，刺史到地方，省察治状。在“六条”规定的范围内，刺史可以纠举弹劾：“所察应条即举。”[《汉书·翟方进传》]超过“六条”，就是“所察过诏条”，“不循守条职”。开始规定刺史“以六条问事”，不得过问六条以外的其他工作，后来限制渐送，以至到西汉末年，刺史的权利已很严重。有人称之“选第大吏，所荐位高于九卿。所恶立退，任重职大”[《汉书》卷八《朱博传》]到东汉后期，刺史又逐步统率军队，管理地方，成为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长官。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社会的第二次大动荡时期。这一时期政权频频交替，立法活动频繁，律学思想活跃，法律制度有很大的发展，但监察制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监察机关仍然为御史台，但已经成为皇帝直接掌管的独立的监察机关。长官御史中丞职权很大，“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初不得纠尚书，后亦纠之”[《通典》]。东晋时期，御史可以不举控告人的姓名进行弹劾，实行“风闻奏事”制度。《梁书·武帝本纪》载，天监元年诏书中说御史“可以风闻奏事，依元熙旧制”。自魏以后，地方不设立监察机关，由中央派御史监察，发展了御史出巡制度。东汉时期的司隶校尉，魏晋时仍设，与御史中丞“分督百僚”。至东晋，司隶校尉一职不复存在。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三四百年的分裂割据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法律制度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唐代法律是中国封建法律的典型、中华法系的代表，这时期的监察制度组织完备、职责明确。唐代的监察制度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御史台制度，一种是谏官制度。唐初沿隋朝设肃政台为监察机关，后经过左、右肃政台，左、右御史台的变化，唐睿宗景云年间统一为御史台。御史台是独立于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之外，对中央和地方百官进行监察的专门机关。其主要职责：第一，推按狱讼。包括推问皇帝下达的案件，审理普通百姓的案件，参与三司推事等。第二，弹劾犯罪。对违法犯罪的官员进行纠举，弹劾其罪，请求司法机关审判。第三，巡察内外。一是分察六部的具体行政行为，使之合法而有效率；而是巡察州县，以六条为察事内容。遇有非法行为，便予以纠查。第四，监督决囚。如发现司法机关违法及犯人有冤者，予以纠举平冤。第五，监察录囚。唐代御史的任免权由御史台长官或皇帝行使，不归管理一般官员的吏部掌管。御史的弹劾行为，不必经御史台长官的审准就可以向皇帝直接提出。御史台还可以设置监狱来拘禁和讯问罪犯。另一种监察制度是谏官制度。唐代谏官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中书、门下两省，成为正式的司谏官。司谏官主要职掌以下几方面：谏议。以皇帝为对象，皇帝的个人生活直至王国大政都在谏议之列。第二，封驳。即还封皇帝失宜的诏命，驳正臣下有违误的奏章。第三，知起居事。第四，知匦事。唐代的监察制度的特点是：御史代表皇帝，临制百官，是皇帝自上而下监督、统治百官的一种工具；谏官的监察则是自下而上，以皇帝为监察对象。这样就形成以上察下，以下督上的双向监察制。这种制度完备而富有活力，一方面监督了百官的违法行为，促使吏治清明；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皇帝的极端专制。它对维护唐代君主专制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代的中央监察机关仍然为御史台（台院、殿院、察院），长官是御史中丞，下设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察院的监察御史“掌分察六曹及百司之事，纠其谬误”。御史台虽为中央监察机关，但也具有司法审判职能。御史台设台狱，凡违法失职官员，在送大理寺审判前，往往先送御史台侦讯。对各地重大案件，御史台派出御史“乘传”赴当地“就鞫”。大理寺审判的案件，如发生犯人不服或审判官意见不一而有“翻异”，则交由御史台推究。地方监察，主要靠设于各路的监司兼管，负责巡按州县，“采访在任官能否”，“荐举循吏，按劾奸赃” [《庆元条法事类》卷七《职制令》] 。宋代为了防止司法官吏出入人罪制造冤假错案，在司法审判上特别实行了一套“上下相维，内外相制”[《范太史集》卷二十二《转对条上四事状》]的监督制约制度。但这种司法上的监督制度在重要的案件中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尤其是针对官吏的犯罪行为。因为在实行这些制度的同时，又实行皇帝“御笔断罪”制度以及中书宰相的“指挥”制度。宋代为了维护君主专职的中央集权，其法律的主要特点是“重法治民，宽典待吏”。应当来说，监察制度设立的目的，主要就是监察官吏的不法行为，防止危害国家的政权和冤假错案的发生。而宋代宽典待吏的立法和司法思想无疑削弱了监察制度的发展。尤其是皇帝的“御笔断罪”制度，基本上是判决不依法，“变乱旧章”，“出命制法，轻重予夺在上。”[《宋史·刑法志》]这种判决不能申诉，也不能延迟执行。商鞅曾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史记·商君列传》]。正因为上层对监察制度的不重视，宋代的监察制度没有多大的完善和发展。

相比之下，元代比较重视司法监察工作。元代的监察机关十分庞大，中央设立御史台 ，与中书省、枢密院并列，为元朝三大中央机关之一。御史台是天子的耳目，它除了掌纠察百官善恶，还有重要的司法职能。官吏受赃专门由御史台负责审理。成宗时，监察机关曾“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审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元史·成宗纪四》卷二十一]。在地方上，则设立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和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构。全国共分为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司。元代监察机构的职权重大，中央和地方的职责，依至元五年初设御史台圣旨条画规定：“弹劾中书省、枢密院、制国用使司等内外百官奸邪非违，肃清风俗，刷磨诸司案牍，并监察祭祀及出使之事”[《元典章》卷五台纲一《内台·设立宪台格例》]。正由于监察机关职权重大，所以法律对监察官员特别加以规定：监察官员如有犯赃行为，则加等治罪，虽不枉法亦除名。[《元典章·肃台纲》]

应当来说，明代的监察制度主要不是体现在监察机构上，而是明代的刑法和刑罚等法律内容上。明代贯彻的是“重典治吏”的立法思想，完全不同于宋代的“宽典待吏”的方针。朱元璋熟谙“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深刻道理，在吏治上坚言“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九]。明制颁的《大明律》和《明大诰》的内容均达到了重典治吏的目的。明代在洪武十五年将唐宋的御史台改为督察院，扩大了监察组织。督察院又称“风宪衙门”，职掌纠察。督察院设左都御史主管中央和地方的司法监督，又设御史多人作为辅佐，对刑部的审判和大理寺的复核进行监督。督察院对贯彻执行法律制度负有重要的职责。它可以“纠察内外百司之官”，对全国所有官吏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纠劾。它还直接参与审判活动，凡有重案要案，刑部、大理寺必须偕督察院共同审理。明代形成的三司会审、圆审、朝审、会官审录、大审、热审等都有督察院的参加。大理寺的职权非常广泛，举凡政治、经济、礼仪、文化、教育及思想领域都在监察的范围之内。在地方上，明代将全国划分为十三道，设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监察御史的活动不受都御史的统领，而接受皇帝的节制。他们巡按地方时权力极大，地位和省级长官平等，发现问题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监察御史的首要职责，所谓“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明史·职官志二》。明代还创设了六科给事中这一独特的监察组织，负责纠察六部官吏的违法事件。其中刑科给事中对刑部的审判活动有直接的监督权，一旦发现问题可径向皇帝奏报。明代特有的厂卫制度可以称之为明代监察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厂卫组织虽然不是正式的司法机构和监察机构，不能象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公开行使权力，但被皇帝特许兼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专理诏狱和审判之权，直接听命于皇帝。明代的西厂、东厂、锦衣卫、内行厂等特务机构，均兼有监察百官之权，而且行事不受法律的约束，是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极端。

清代沿袭明代的设置，都察院是法纪监督机关，主掌官员监察，并职司谏议实行“台谏合一”的制度。在监察方面，清代将原来独立的六科给事中监察系统合并于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十五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合一使清代监察权进一步集中。除监察权外，司法的职权也是都察院职权的一个方面。都察院参与司法事务主要表现在：一是参与会谳。即各省的死刑案件在刑部核拟后，送都察院列署意见转大理寺。二是参加秋审和朝审，执行复奏之职。除监督其他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并参与会审外，都察院还可以受理官民冤案，大事奏请裁定，小事立予昭雪。都察院所属的五城察院（清代京都分中、东、西、南、北五城，每城设一衙门，都称“察院”[《光绪会典事例》卷一四七]）可以审断完结杖罪以下案件，徒罪以上送刑部裁定。总体上，清代的监察机构与明代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没有了明代厂卫等特务的监察。

综观清代之前的我国监察制度，其共同的特点都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维护专制的中央集权。监察的主要内容表现在司法领域，以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还有就是吏治领域，防止官吏贪污腐化，影响统治者的统治利益。在传统的监察制度中，有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监察系统和监察官员的垂直领导自秦代就开始实现，这种制度可以摆脱地方上的控制，能够更好地行使监察职责。遗憾的是，现社会的监察制度才刚刚规定实行垂直领导，真正实现这种领导体系，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其次，我们的监察力度太弱，方式单一。现在的监察制度都是监察机关等有人反映问题后才去查处，而且经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属于那种“宽典待吏”型，而不是主动去对一些社会反映强烈的部门和岗位实施监察。在处罚力度上，明明已经够上刑事处罚的，却因为当事人“认错态度好”，“积极改正”或者是“积极退还非法所得（注：这里一般不用“退赃”这样的字眼），给一个行政处分或者调离岗位就行了。还有一点就是监察机关的官员往往没有人来监察。希望当权者能够以古为鉴，真正地发展和完善国家的监察制度，尽量少一些成克杰这类让人觉得羞愧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