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台州市行政服务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台政办发〔2012〕2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台州市行政服务管理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二○一二年二月九日



　　台州市行政服务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社会管理，强化公共服务，规范我市各级行政（便民）服务中心的管理，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行政服务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级政府、政府所属部门及其派出机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组织），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办理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以下合称行政审批)及提供其他公共服务的活动。

　　受委托提供便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提供便民服务活动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级行政服务中心及分中心（含办事窗口，下同）、各乡镇（街道）、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第四条　行政组织提供行政服务，应当遵循合法合理、公开公正、高效便民、廉洁诚信的原则。

　　第五条　从事行政服务活动，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建立集中便民的场所，依法实行政务公开，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第六条　全市各级行政（便民）服务中心应当规范名称、场所标志、进驻部门、办理事项及运行模式，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推进行政服务规范化建设。

　　第二章　职　责

　　第七条　各级政府应当积极推进行政服务体系建设，将行政服务平台建设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范畴。逐步延伸政府公共服务网络，因地制宜推进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便民服务机构建设，实现基层公共服务网络全覆盖。

　　各级政府应当加强行政服务中心建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拓宽其公共服务职能，规范运行模式，完善管理机制，并在场地、组织、人员、经费等方面给予保障。

　　第八条　市、县（市、区）行政服务中心及分中心、各乡镇（街道）及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是各级行政组织实施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集中办事平台。凡与企业和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行政服务事项，包括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和其他公共服务事项均应纳入各级行政服务中心办理。

　　因涉密、场地限制等特殊情况不宜纳入市、县（市、区）行政服务中心办理的行政服务事项，由本级政府决定。有关行政组织应当设立专门办事窗口或行政服务分中心，按照“一个窗口对外”的要求提供行政服务，并同时接受本级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的业务指导、工作协调、监督管理和考核评议。

　　纳入乡镇（街道）、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办理的行政服务事项由县（市、区）政府统一规定，个别事项调整可授权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确定。

　　各级行政组织应当将行政审批权限依法下放到基层便民服务中心，提升窗口服务功能。上级行政组织下放的行政服务事项应当纳入到当地行政（便民）服务中心办理。

　　第九条　市、县（市、区）政府应当指定或设立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代表本级政府具体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和规范本级政府所属部门的行政服务工作，指导和监督下级行政（便民）服务中心工作。

　　乡镇（街道）根据需要可以设立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并按规定配备工作人员，具体负责便民服务中心日常管理及对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业务指导和监管。

　　行政服务中心应当为各进驻单位办事窗口提供服务保障，为公众办事提供舒适的环境，所需经费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运行经费由县（市、区）政府统筹落实。

　　各级行政（便民）服务中心之间应当加强信息交流、业务协作和工作配合。

　　第十条　经本级政府决定纳入行政服务中心集中办理行政服务事务的相关单位，应当在行政服务中心设置办事窗口。行政服务事项数量少或者受理次数少的行政组织，可以书面委托行政服务中心综合窗口代为受理相关申请。

　　提供行政服务的行政组织应当按照规定履行各项职责，配合行政服务中心的业务协调和窗口管理。

　　第十一条　各进驻单位要选派思想素质高、办事能力强的在编工作人员到办事窗口工作，派驻人选须经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审核后确定。确需非在编人员从事辅助性服务的，应当严格控制。选派的窗口工作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确因特殊情况需要更换的，应当征得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同意。窗口负责人原则上由行政审批处（科）室负责人担任，作为派驻单位的首席代表，全权代表所在单位行使授予的审批办事职权。

　　办事窗口工作人员由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和派驻单位实行双重领导，人事关系保留在原单位，日常工作由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管理，年度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的考核由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负责实施，窗口人员的考核优秀比例应予倾斜，具体实施方案由行政服务中心会同同级人事部门研究决定。

　　办事窗口工作人员不能胜任工作或者违反行政服务中心管理规定的,由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通报派驻单位，提出调换人员要求的，由派驻单位予以调换。

　　第十二条　行政服务中心各办事窗口根据派驻单位授权，代表本单位履行行政服务职能，办理本单位按照规定纳入行政服务中心的行政服务事项。办事窗口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行政服务中心各项管理规定，接受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的监督、协调和管理，完成本单位和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

　　第十三条　各级行政服务中心应建立上下联动、横向协作的全程办事代理工作机制，确保全程办事代理制的有效落实。市县两级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全程代理服务机构，负责重大项目、联办项目等的无偿代理和协调督办，指导、监督行政审批职能部门及其办事窗口的代办工作。

　　各部门办事窗口负责人为本单位受理事项的首席代办员，负责申请事项在本部门、本系统的全程代办服务。

　　基层便民服务中心应指定窗口办事人员为所办业务的代办员，同时发挥驻村干部、大学生村官等作用，设立兼职的全程代理员，帮助居民办理依法可以代理的事务。有条件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可以设立专职代理员。

　　第三章　行政审批服务

　　第十四条　行政服务中心实行一门受理、集中办理、统一收费、限时办结的窗口办事模式，严格执行政务公开、一次性告知、首问负责、AB岗、服务承诺、群众评议等效能制度，并畅通投诉举报通道，接受社会监督。

　　行政服务中心应建立联合审批等服务创新机制，对涉及多个部门审批的事项，可以指定其中一个部门为主办单位，负责组织其他部门协同联办，联办工作由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制定相关规定并监督实施。

　　第十五条　有行政审批职能的政府各部门、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应当推行行政审批职责权限整合和集中工作，由一个内设机构负责本单位行政审批工作，并进驻行政服务中心。确实难以单设行政审批机构的，经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与编制管理机关同意，可以相对集中行政审批职能，指定一个内设机构，统一对外受理审批事务。

　　经本级政府确定纳入行政服务中心集中办理的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各级行政组织一般不得在本单位或者其他场所办理。

　　上级行政审批部门对下级部门入驻政府行政服务中心的运作情况要加强指导、监督，并列入本系统的考核内容。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政府法制机构、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及有关行政组织应当认真审核进入行政服务中心的行政审批事项，确保其合法性。

　　第十七条　行政服务中心应当通过公开方式引入与行政审批相关的各类中介服务，规范其服务行为，并加强监督。

　　第十八条　各级政府应积极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推动各行政组织和行政服务中心开展网上受理、审批工作。已经实现网上审批的事项，办事窗口也应当提供现场办理服务，由申请人自行选择。

　　第十九条　行政组织对本单位进入行政服务中心办理的行政服务事项办事指南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或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规定的统一格式及时予以印制，免费提供给办事群众。

　　第二十条　在行政服务中心设置办事窗口的行政审批职能部门，应当以书面形式将行政审批事项的办理权限授予办事窗口，委托其使用行政审批专用章。

　　第二十一条　行政组织实施行政审批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办事窗口的收费统一在行政服务中心设立的收款机构结算窗口收缴，窗口工作人员不得收取现金。收费必须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政府非税收入票据，确保票款相符。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应加强对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相关费用收缴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申请办理行政审批的申请书必须采用格式文本的，行政组织应当向申请人免费提供申请书格式文本。

　　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有关行政组织应当将经审定的行政审批办事指南和申请书格式文本在其网站上公布，并提供下载服务。行政审批事项及办事内容发生变化的，办事指南和申请书格式文本应当及时更新。

　　第二十三条　行政组织依法办理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应当承诺办理期限，其承诺期限不得超过法定期限。依法需要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鉴定和专家评审的时间，不计算在承诺期限内，但应当在办事指南中告知。

　　第二十四条　在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办事窗口的行政组织依法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的，应向申请人出具加盖行政审批专用章和注明日期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并在通知书上说明具体理由。

　　第二十五条　根据法定的条件和程序，行政组织应当在承诺的期限内完成审核。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和标准的，行政组织应当及时作出准予的书面决定。

　　办事窗口在授权完整的条件下，对不涉及专家论证、集体讨论等复杂程序的办理事项，推行窗口“一审一核”办理制，审查员、核准员由行政审批机关任命，报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备案。

　　行政组织依法作出不予审批的书面决定，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六条　行政服务中心各办事窗口所在部门对相关的行政服务信息应当予以公布，公众有权免费查阅，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各级行政服务中心实行行政服务的电子化管理，积极推行网上审批。各办事窗口对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的受理、审查和决定情况均应载入行政服务中心电子政务系统。各级行政服务中心与政府及有关审批部门之间应当建立网络链接和信息共享平台。行政服务中心及分中心、部门专门办事窗口其业务办理系统数据必须纳入本级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接受效能监督。

　　第四章　基层便民服务

　　第二十八条　乡镇（街道）、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依照本章规定提供服务，本章未作规定的，可参照本办法对行政服务中心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基层便民服务中心分别隶属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民委员会（社区），纳入四级行政服务体系。市、县两级行政服务中心负责对辖区内便民服务中心的业务指导。各级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便民服务中心规范运作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集中办理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的行政服务事项和上级政府部门下放、委托其派驻本区域的基层站所（分局）办理的各类行政服务事项。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应设置“一站式”服务大厅，统一设置计划生育、人力社保、民政优抚、农林渔水、国土资源、城建房管、合作医疗等窗口，也可以可结合本地实际，将政策咨询、信息服务、村帐管理、法律调解、技术辅导、涉农补贴等服务事项纳入便民服务中心集中办理。

　　依照各级政府规定进入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集中办理的行政服务事项，一般不得在其他场所办理。

　　第三十一条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为便民服务中心工作第一责任人，应指定一名班子成员具体分管，日常管理由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负责。

　　第三十二条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各部门基层站所应当选派适合窗口工作的在编人员进驻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应当保持相对稳定。窗口工作人员由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和派出单位双重管理。

　　第三十三条　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应当按照规范化建设要求设立综合办事窗口，落实工作人员提供代办代理服务。因条件欠缺或办件极少的村，可以采用与邻村整合建设或指定代办代理人员等方式为村（社区）居民提供服务。

　　第三十四条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积极将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的服务事项下放到具备条件的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办理，或委托村级代理员代办相关业务。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要加强村（社区）代办代理员的业务培训和指导，开展上下业务协作，帮助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质量。

　　第三十五条　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可由村两委负责人兼任，工作人员由村（居）两委成员、社区工作者兼任，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招聘专职代办员。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代办代理员的补助标准和经费来源由县（市、区）政府统筹安排。

　　第三十六条　便民服务中心应当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办事登记台账和办理事项档案，及时公布办事结果，定期分析、上报业务办理数据，并逐步实现办公电子化。

　　县（市、区）政府应制定便民服务中心管理考核办法，开展便民服务示范中心命名和优秀代办员评选活动，建立评先评优、以奖代补等有效的激励机制。乡镇（街道）便民服务工作纳入县级政府对乡镇（街道）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责任制考核和党风廉政责任制考核的内容。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　监察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会同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对行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服务活动中的依法履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由监察机关对违规违纪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第三十八条　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负责制定行政服务管理考核办法，做好对行政服务有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考核，考核结果与同级政府对各单位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及公务员年度考核挂钩。

　　第三十九条　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行政服务的评议、投诉及责任追究制度，定期或不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等参与行政服务的监督工作，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条　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以及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对行政服务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表彰。

　　第四十一条　 各行政组织及其派驻各级行政服务中心办事窗口的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服务工作中有违反政令、不守纪律，以权谋私、弄虚作假，服务不周、效率低下以及其他侵害办事群众利益等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有关规定，由县级以上监察机关或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责令纠正不当行政行为；构成违纪的，由任免机关或监察机关给予纪律处分。基层便民中心聘任的代办代理人员违反相关规定的，应予以辞退并依法追究其责任。

　　第四十二条　各级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有关规定，不尽职责，造成不良后果的，由本级政府或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并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构成违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省以下垂直管理部门的行政服务事项，应当纳入所在地行政服务中心集中办理。

　　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可以将其实施的行政服务事项纳入行政服务中心集中办理。

　　有条件的公用事业单位应当将与行政审批服务相关的事项纳入行政服务中心办理。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2年3月9日起施行。

　




[摘要] 为落实人民主权原则，防止发生“代理人危机”从而使国家异化为一种压迫的力量，由议会掌握国家的“钱袋子”是西方民主法治国家普遍的制度安排和宪法通例。具体包括严格奉行“税收法定主义”，征税必须经代表人民的议会同意；国家的收入与支出，每年以预算的形式向议会提出，并由议会审议决定；通过独立的国家审计监督财政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规范财政收支，从而推动政府廉政建设；通过立法来保障纳税人的财政知情权，等等。西方国家对财政权的制度化控制，对我国财政法治化建设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关键词] 财政权 民主控制 财税法治
[作者简介]高军（1972—），男，江苏淮安人，法学博士，副教授，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常州市十大杰出青年法学人才，主要从事法理学、宪法行政法学研究。联系方式：13585359126； gdhzgaojun@163.com

作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逻辑起点，国家权力来源于公众通过契约的让度与委托，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但是，社会契约始终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事实上历史证明国家往往却是“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 由于国家、法律均必须由具体的人来操纵，因此如何避免出现“代理人危机”，预防发生决策者个人偏好代替民众偏好现象，防止国家异化为一种压迫的力量，沦为“追求收入最大化的利维坦”，必须对政府施行有效的约束。西方宪政的发展历程表明：宪政开始于人民控制国库。经人民同意，由议会掌握国家的“钱袋子”是西方诸国普遍的制度安排和宪法通例。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之后，至少在形式上开始确认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授权和监督机制制度的设计和建设，以实现对国家财政权的民主控制。
一、议会控制征税权
在历史上，立宪主义政治乃是以国王课税必须得到国民承认这一财政问题为契机发展而来。近代市民革命前的欧洲，是由所谓家产国家思想所代表的那种应称为“王的财政”的原理所支配，国政必要财源的筹措原理上属国王的责任，人民在法律上并无纳税义务。但在国王无法以自己的责任确保充分的财源的场合（例如战费），由人民依其自由意思赠与补助的援助金的形式即被采用，国王的请求援助金，须由贡纳者的代表决定。这实质上成为近代财政原理的萌芽。 连续不断的战争使政府入不敷出，必须通过征税来获得收入，而当时“有钱无权”的中间阶层则希望通过控制政府的征税权来与之相抗衡，以维护其财产权。考察英、美、法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程，可以发现无一不紧紧围绕征税同意权而展开，“对政府行为的控制，至少在最初的时候，主要是经由对岁入的控制(control of revenue)来实现的。” “对统治者的控制，一直是通过对征税权的约束来实现的”。
英国是宪政制度最初的实践者。“英国议会制度，本因讨论课税而产生”。 英国的诺曼王朝的国王约翰连年进行战争，为增加政府财力和筹集军费，于1199-1215年间将世俗贵族的兵役免税提高了16倍，并提高封建继承税，且一再扩大征收财产税（三十分之一，七分之一，甚至到四分之一）。凡不能及时如数缴纳者即被没收土地或处以重罚。税赋的苛重最终导致政治大冲突在1215年爆发，约翰王被迫签署了由贵族拟订的《自由大宪章》，规定：“一切盾金或援助金，如不基于朕之王国的一般评议会的决定，则在朕之王国内不允许课税”。《大宪章》的历史意义在于：首次用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政府征税必须受到法律和人民同意的双重约束。1225年，《大宪章》又获得了重新颁布，在重新颁布的《大宪章》中补充了御前大会议有权批准赋税的条款，明确了批税权的归属。此后，国王与议会争论的焦点问题便是征税问题。1297年的《有关承诺赋课金的法案》明确规定禁止无承诺课税原则。至十三世纪末，英国出现了下议院，此后，治税权、预算权便牢牢地掌握在议会手中了。事实上，十三世纪以后英国平民及其代议机构就掌握了制税权和对王室的财政监督权。甚至在1378年，议会的全部时间都用来讨论税收的问题，以至该年只通过了一项立法。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期间，针对税收问题，国王与议会在间的矛盾达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1628年《权利请愿书》规定：“没有议会的一致同意，任何人不得被迫给予或出让礼品、贷款、捐助、税金或类似的负担”。1689年《权利法案》重申了“国王不经国会同意而任意征税即为非法”，在英国最终确立了收法定主义原则。这一原则“在历史的沿革中，以保护国民、防止掌握行政权的国王任意课税为目的”。 税收法定原则的确立，其作用不仅在于限制了政府征税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代表民意的国会“同意”这一形式，为税收的合法性找到了依据。
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亦源于征税问题。1765年，英国政府为了转嫁英法战争中1. 4亿英镑的财政亏损，开始在美洲殖民地开征印花税和糖税。北美殖民地人民担心印花税和糖税一旦开征，英国政府以后会进一步变本加厉盘剥殖民地人民，于是以英国议会无殖民地代表参加为由，宣布英国政府无权向殖民地人民征收印花税，但英国政府还是一意孤行颁布了《印花税法》。《印花税法》严重影响到了北美的各种商业活动，因此遭到了广泛的反对。在北美针对《印花税法》的讨论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无代议士，则不纳税”。虽然《印花税法》后来迫于压力而撤销，但是在1767年，英国议会又试图通过新的法案来开征一系列的针对北美殖民地的新税种。由此开始，两地矛盾不断加深，最终导致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1776年，美国在《独立宣言》中指责英国“未经我们同意，任意向我们征税”。在美国独立后，1787年美国宪法在第一条第八项、第九项、第十项和宪法修正案第十六条规定了有关的税收条款。
在法国，租税也必须经议会的批准方能征收。腓力六世于1338年签署文件，规定“除非有紧急需要，而且经过各等级人民同意，国王无权征收任何新税”。 大革命前的法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原因在于皇室的挥霍无度以及严重的税负不公——有负担能力的教士和贵族不承担税负，甚至他们认为纳税是有失其身份的，而无负担能力的农民和城市工匠税负却异常沉重。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路易十六迫不得已在1789年召开了三级会议，讨论税收方案。三级会议召开及会议各方矛盾的不可调和，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革命后颁布的《人权宣言》虽然条款不多，但却在税事问题上却作了详细的规定：“公民平等地受法律保护和惩罚、平等纳税和决定税收”；“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设定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权不得受到剥夺”；“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
综上可以看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起源于征税问题，“在经历了绝望漫长的努力，泼洒无尽鲜血，耗费巨额财富后，法律最终战胜了意志”。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方面确立了个人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和私法自治原则，另一方面则确立了强制性的财政收入必须经代表人民的议会（立法机关）同意，即“财政议会主义”。 征税必须得到纳税人同意普遍被确立为一项宪法性原则。以简洁、惜墨如金著称的美国宪法在征税问题的规定上却极尽详尽之能事，因此美国宪法被学者称为“是一群财产利益直接遭受威胁的人们，以十分高明的手段写下的经济文献”。 戴雪在论述英国岁入法律时指出，“政府取税于民间必有赖于法案之成立一节尤不可忽略。此为英吉利宪法中之一大义。依此大义，所有民间纳税必须符合立法原意”。 在议会实行两院制的国家，征税权主要由下院（众议院、平民院）控制。对于为什么必须由下院来控制税权，布莱克斯通指出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贵族院，作为一个终身任职的、世袭团体，可由国王随心所欲地册封，因而，可以认为，比起人民自由提名、短期选举产生的平民院来，它更容易受到国王的影响；且一旦受到影响，就会持续下去。”
二、预算的议会控制
“租税，须经应支付租税之代表同意”的原理，即带来所谓的租税法律主义。而且，此原理一旦被承认，代表者表决租税的权利，即不可避免地扩大至监督被征收金额的用途，以及讨论租税系属必要的根据的权利。于是，乃确立了议会不仅就国费的征收（课税）为决议，亦对于国费的支出予以决定性的统制之宪法上的构造。 国家收入及支出，每年以预算形式向国会提出，并由国会审议决定，这是近代国家通行的重大原则。预算是人民透过立法权以控制政府的最有效的工具。所谓预算，是指“国家于一会计年度内，以岁入岁出为中心所订立之财政计划，经议会决议而成立，授权并课政府以执行义务之制度。” 学者认为，预算的宪政价值体现在：（1）“保权”宪政功能，即为国家全部权力活动提供经济基础，满足国家权力运行正常需要，以及通过代议机关代表民意的预算立法行为保证政府在政治领域内的合法性权威地位；（2）“控权”的宪政机制，即通过控制政府的财政支出，节制公共资金使用，从而截断政府滥用权力的物质来源，通过控制预算牢牢地扼住政府的“经济命脉”，从而取得对于政府的全面支配地位；（3）“维权”的宪政宗旨，即国家在预算财政收入和支出时，应实现预算民主，保障纳税人在税收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发言权以及确保国家将税收用于生产纳税人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因此，对税收的征收与使用来说，预算可谓是为其设置的一种“刹车装置”，它涉及政治民主、国民福利、法治化及良好的公共治理，选民通过预算可以对政府收支活动进行卓有成效的约束和控制，从而提高政府财政活动的绩效，督促和保证政府为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在现代国家，公共预算远不仅仅是简单地分配政府资源的工作，它们对塑造公共生活、国家制度、公众与国家关系的文化建设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预算制度不仅是公共财政的重要内容与运行规则，而且是纳税人及其代议机构控制国家财政的基本途径。法治国家的预算制度要求政府活动的所需经费，必须通过正当法律程序来实现其有效合理配置，从而对政府活动进行有效控制，最终目的在于经由分权制衡的宪政原则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由此成为国家政治过程的中心”。 在代议民主的宪政制度下，立法机关所具有审议预算权限，不仅是以民意代表的立场监督财政支出、减轻国民赋税负担，抑且经由议会的审议，实现参与国家政策及施政计划的形成。因此，预算并非只是有关年度收支的“预估单”，而是规约政府行为的法规范。在欧美各国，通常不将预算与法律在形式上加以区别。在日本，多数学说将预算理解为一种不同于法律的特殊法形式。 而在美国，对政府使用税款的规定更加严格，政府机构除了必须取得国会的预算授权外，还必须得到国会的立法授权才能有钱使用，且通常须先得到立法授权。立法授权允许政府机构做什么和为它们规定各自开支最高限额。预算授权则为政府机构提供经费，但不得超过立法授权规定的最高限额。这种双重授权限制，加强了国会对行政部门的监督，使政府机构既受到各立法委员会的监督；同时又使立法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相互制约，使国会的权力分散。 美国财政预算首先保障社会福利开支，行政管理与预算局把开支分为“可控制”和“不可控制”两类，其依据是国会和总统在单一的预算年度中削减该项目的难易程度。不可控制的开支主要是津贴项目，尤其是社会保障计划。公民们在职时对这些项目做过贡献，一旦他们不在职（失业、工伤和退休了），他们就相信自己有权利为自己以前的“付出”获得回报。
随着现代行政部门扩张，政府的开支不断增加，预算的编制就逐渐转移到行政部门手中。但是，预算的最终决策权仍然保留在代议机构手中。英美等不少国家甚至将立法程序直接适用于预算审批的过程，议会通过的预算即成为法案，与议会通过的其他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这样，政府的一切收入和支出，都必须经由立法机构最严格的审查。这种审查能够最大限度地把民众意愿导入预算中，从而使预算收入和政府开支都最大限度地逼近民众的便好。为了适应预算立法的需要，现代各国代议机构都在议会内部建立了完整的预算编制组织体系。无论是一院制议会，还是两院制议会，预算的具体审核都是由议院的各种常设委员会与其属下的各种小组委员会负责进行，各院都会设立预算委员会，负责对预算进行统筹，而最终的预算案则由议会大会——通常两院联合大会——审议表决。除此之外，参、众两院的拨款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也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着预算审核权。除了这个政治程序之外，议会还会建立支持性机构，如美国国会设有自己的预算局，负责在经济形势预测和财政收入估计方面给两院的预算委员会提供技术上的帮助。尽管总统已经设立了预算管理局，但议会仍然建立自己的机构，为的是向国会议员提供更为客观中立的预算数据。正是通过这样一套体系，宪政国家的议会确实具有完整的编制、审查预算的能力。这种能力确保了议会不可能在预算问题上被行政部门欺骗，可以独立地制定出符合议会多数意愿的预算法案。民众大体上可以相信，这样的预算法案不会被行政部门控制，而是最大限度地体现着民众的意愿。
三、独立的国家审计监督
“财政为庶政之母”，国家政务的开展及职能的实现必须仰赖于财政，国家财政上的收支究竟应由何者，透过何种程序编列、审议、执行及审计，不但涉及到机关与机关间的权限分配，最终还会影响到国家财政的健全及人民财政的负担。 由于公共财政主要来自于税收和其他公共财产的增值，对公共财政进行监督就是对国民纳税行为的负责，因此现代国家无不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审计制度。
国家审计是“由国家设立的专门审计机关进行的、对公共财政收支进行审查与稽核的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揭示财政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规范财政收支，从而推动政府廉政、实现人民对国民经济的管理”。 国家审计制度的基础为人民主权、权力制衡，人民运用审计，不仅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和法律发生不符合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嬗变，而且是人民自己管理国家和社会，保证法律能充分和正确体现民意的一种必要选择。国家审计的法律监督以国家的成本核算和国家实现公共财政的效能为审查对象，不仅体现在合法性审计上，还体现在制约权力、节约资源、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政府效能等方面。
近代审计制度最早诞生于英国。1861年，英国在众议院中首次建立了独立的审计机构，专司向议会报告审计情况之责。1896年纽约第一次公布《公证会计师条例》以后，审计制度开始在美国发展起来。目前，世界上已有160多个国家确立了审计监督制度。审计监督制度必须独立且应受到宪法层面的保护已为现代社会所公认，1956年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第二届布鲁塞尔国际大会就确保最高审计机关独立性提出“宪法应规定审计机关的机构设置和职能性质，还应有正式条款规定审计机关的独立性以及审计人员不得被任意撤换”等五条建议。1977年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利马宣言》规定，“最高审计机关的建立及其独立的程度应在宪法中加以规定”；“国家机关是国家整体的一部分，因此，它们不可能绝对独立。但最高审计机关必须具备完成其任务所需的职能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当前，绝大多数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中都设计了审计监督制度，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通过一系列法律和宪法惯例规定了国家审计制度。基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力量对比等因素的不同，审计制度主要有立法审计、司法审计、行政审计、独立审计等模式。虽然各国审计制度模式不尽相同，但一般而言审计必须保持独立是各国所奉行的通例。
现代民主国家中，审计机关与其他机关各司其职、互相制衡，在具体运转上，一般是由行政机关提出预算案并负责预算的实施，立法机关负责对预算案的审议和批准，审计机关负责对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一项通例，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监督部门，审计机关每年须将预算执行的情况和决算草案的审计结果向立法机关进行报告。可以说，国家审计对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健康运行、以及国家财政向纳税人负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保障纳税人财政知情权
在现代社会，知情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已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承认， 2008年《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关于推进知情权的亚特兰大宣言与行动计划》重申知情权为基本人权，应为所有文化与政府体制所共有。实践中，欧洲委员会、美洲国家组织、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已通过明确的声明和宣言表达了其对知情权的认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已开始制定关于知情权的重要计划，最近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针对各国政府保证公众有效的知情权做出明确的要求。
纳税人财政知情权是纳税人所有权利的基础，正如麦迪逊指出的那样：“不予民众信息或不予其获取信息之手段，则所谓民众之政府或为滑稽剧之序幕，或为悲剧之序幕。不，亦为此两者。知识务须支配无知，而且意欲担当统治者的国民必须以知识所给予的力量武装自己”。 因此，对政府而言，财政公开是国家财政的基本准则，阳光财政乃民主的必然要求。在一个民主制度里，公众只有在完全知晓政府运作的前提下才能决定公共事务，因为纳税人为政府行为支付帐单，他们应该有权利知道政府在做什么。“在人民享受真正自由的国度里，赋税分配是不能恣意妄为的。应当让人民知道，他们缴纳的赋税用在哪些地方。掌权者应当向人民作报告，因为他们只是公帑的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
与纳税人财政知情权相应的是政府的财政公开，所谓财政公开是指“除法律规定须保密者外，政府及其使用财资金的所有单位有义务向社会公开其财政收支的数额、来源、使用效果、过程，接受社会公众的质询、监督和约束。” 故财政公开，乃是公民行使知情权、参政权和监督权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内容，而且是规范财政权力的行使、限制财政权滥用的重要措施，亦即公开是监督的前提。透过财政公开，国家方得具有财政透明度可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财政透明度良好做法守则》，规定的财政透明度四项基本原则是主要为：一、作用和责任的澄清，涉及确定政府的结构和职能、政府内部的责任以及政府与经济中其它部门的关系；二、公众获得信息的难易程度，强调在明确规定的时间公布全面财政信息的重要性；三、预算编制、执行和报告的公开，涉及提供关于预算程序信息的种类：四、对真实性的独立保证，涉及数据的质量以及对财政信息进行独立检查的需要。
从征税与用税的流程出发，纳税人财政知情权主要包括对制定税收政策、对税收政策的内容、税收管理、税款支出方向与效率的知情权等四个方面的知情权，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予以保护：
首先，通过宪法及财政法的规定予以保障。“财政公开主义”是近代以来财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一些法治国家已通过宪法明文确立。例如，法国《共和国元年宪法》规定：“部长或经管人签署并证明的各部支出细账，应在每次立法议会会期开始时印刷公布之。各种赋税和一切公共收入的收支状况，亦应以同样方法公布之。”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规定：“一切公款收支的报告和账目，应经常公布”。日本宪法第91条规定，“内阁必须定期，至少每年一次，对国会及国民报告国家财政状况”。1978年修订后的《日本财政法》第46条规定：“内阁在预算成立后，必须立即把预算、前年度岁入岁出决算及公债、借款和国有资产的现有额及其他有关财政的一般事项以印刷品、讲演和其他适当的方式向国会及国民报告；除上述规定外，内阁至少要在每季度向国会及国民报告预算使用情况、国库情况及其他财政情况。”
其次，程序方面可操作的法制保障。美国在1998年颁布的第三部《纳税人权利法案》中要求加强信息披露，责成财政部长制定一系列便于纳税人知悉和了解税法的信息通告，征税机关对税法任何的解释和说明均必须及时提供和告知纳税人。加拿大《纳税人权利宣言》规定纳税人可以要求税务机关提供如何纳税与如何提起复议和诉讼的信息资料。英国《纳税人权利宪章》规定税务局和海关有责任帮助纳税人了解并履行税法所规定的各项义务。澳大利亚《情报自由法》为所有的纳税人提供了知情权利。根据情报自由法的规定，每个人都拥有合法的可强制执行的权利以获得联邦政府机构的文件（除了法律规定保密的文件外）或部长的官方文件。情报自由法使纳税人可以介入非常广泛的信息情报范围，这比他们过去所拥有的介入权要宽松得多。OECD在1990年关于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的调查报告中，也将“纳税人有权获得最新的有关税制实施和税额评估方式的信息”作为纳税人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
五、结语：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宪法第2条明确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但是正如卡尔•波普尔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民主的关键不是权力的归属，而是权力的使用方式。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特点决定了其条款具有高度抽象性，这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性保障机制，并通过相关的立法予以具体化，惟如此，宪法才不会降格为只供欣赏的、只具有宣示意义的政治宣言和口号。但是，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被定性为人民利益的当然代表，在此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下，忽略了人民如何授权、如何规范和监督的权利及建立相应的制度性保障。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实现对征税权、预算权的控制，在征税及预算问题上还是由行政说了算，政府财政预算不透明，各级人大往往不能决定公共物品的供需，也很难对财政问题进行监督，从而导致人大民主制度的虚置，无法保证税款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且我国审计采用的是当前国际上较少采用的独立性差的行政审计模式，致使在 “预算资金”之外，又形成了“预算外资金”甚至“制度外资金”，财政乱象显著。不过可喜的是，目前已有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我国转型时期诸多问题的深层次根源即在于财税未实现法治化，财税法治已成为我国党和政府努力的方向，从近年的“审计风暴”到目前各部委晒“三公消费”，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因此，以上西方民主法治国家对财政权的民主控制具体做法可以为我国财税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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