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蚕种管理条例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安徽省蚕种管理条例》已经1999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0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蚕种管理，提高蚕种质量，维护蚕种选育者、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蚕业生产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蚕种是指桑蚕种，包括原蚕种（原原母种、原原种、原种）和普通种（又称一代杂交种）。
第三条 在本省境内从事蚕种选育、生产、销售、使用和管理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蚕种管理工作，具体工作可委托蚕种管理机构承担。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优惠政策和措施，鼓励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根据市场需求，加快新蚕品种的选育、生产、推广和使用，对在蚕种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蚕品种资源管理
第六条 鼓励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开展蚕品种资源的搜集、整理、保存、鉴定、研究和利用工作。
蚕品种资源受国家法律保护。
第七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从国外、省外引进蚕品种资源。引进蚕品种资源必须进行检疫，确认无疫病的，方可利用。
第八条 向国外提供蚕品种资源，按照国家蚕品种资源管理规定办理。

第三章 蚕品种选育
第九条 蚕品种的选育，根据国家统一规划，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进行。
第十条 选育出的新蚕品种由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或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通过的，发给证书，并由发证机关予以公告。新蚕品种权受法律保护，并可依法转让。
未经审定或审定未通过的蚕品种，不得生产、推广、销售和宣传。
第十一条 本省审定通过的新蚕品种，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推广。
从国外、省外引进的新蚕品种须经省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或科研、教学、生产单位试繁、示范成功后方可推广。
第十二条 审定通过的新蚕品种在生产利用过程中发现有不可克服的弱点的，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应当提出中断或终止推广的建议，由原公布机关做出决定，并发布公告。

第四章 蚕种生产
第十三条 蚕种生产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蚕种生产要求的种用桑园；
（二）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蚕室及有关设备；
（三）无微粒子病污染或对微粒子病能实行有效控制。
第十四条 蚕种生产实行许可证制度。蚕种生产许可证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科研、教学单位从事以科研、教学为目的的蚕种生产可不申请领取生产许可证。
禁止无证、超许可证规定范围生产蚕种。
第十五条 蚕种生产许可证实行年审制度。
对生产蚕种质量低劣、微粒子病发生严重或不再符合蚕种生产条件的，不予发证。
第十六条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全省蚕业生产发展规划，对蚕种场和蚕种冷库进行合理布点，鼓励多渠道投资建设冷库，并按照蚕种生产和冷藏技术标准加强监督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蚕种生产的生态环境保护。新建蚕种场和冷库应选在无污染危害的地区；已建的蚕种场和冷库附近五公里内不得排放对蚕种生产有危害的氟、硫等污染物。
第十七条 蚕种生产实行三级饲养（原原母种、原原种、原种）四级制种（原原母种、原原种、原种、一代杂交种）制度。
蚕种生产必须执行蚕种质量标准和蚕种生产技术规范，严格按照品种固定的杂交组合组织生产，确保蚕种质量；联合制种的，应当报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八条 蚕种冷库必须具备相应的冷藏库房、仪器设备和技术力量，按照技术要求冷藏蚕种。
生产的蚕种应在省布点的蚕种冷库进行冷藏、浸酸。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蚕种，不得进、出蚕种冷库：
（一）无蚕种生产许可证生产的（科研、教学用种除外）；
（二）未办理批准手续而从省外调入的；
（三）无质量检验合格证的（春制秋用的蚕种入库除外）；
（四）无生产许可证或销售许可证的单位购买的。
第二十条 县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蚕种生产风险损失补贴制度。蚕种生产风险补贴资金来源：
（一）同级财政补贴蚕种生产的资金；
（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蚕茧收烘单位收取的蚕桑技术改进费中提取的资金。
蚕种生产风险补贴资金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与挪用。

第五章 蚕种销售
第二十一条 县（市、区）蚕桑技术推广机构负责普通种销售；乡、镇蚕桑技术推广机构可为其代销。
第二十二条 蚕种销售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熟悉蚕桑业务的技术人员；
（二）有与销售蚕种数量相适应的蚕种催青室和其他设备；
（三）有为蚕茧生产提供技术服务的能力。
第二十三条 蚕种销售实行许可证制度。蚕种销售许可证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蚕种销售许可证实行年审制度。
禁止无证销售蚕种。
第二十四条 蚕种销售实行合同定购，由销售单位与蚕种生产者签订预约购销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生产、收购蚕种。
第二十五条 根据市场需求，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积极组织从省外调进优良蚕种。销售单位从省外调进蚕种的，必须经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六条 销售的蚕种必须经过检验、包装，并附有质量检验合格证。包装上应当注明品种、卵量、期别、批次、场名和蚕种生产许可证编号。
禁止微粒子病疫区蚕种向非疫区销售，疫区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规定标准划定并公布。
第二十七条 省物价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订蚕种销售指导价格。

第六章 蚕种检验和检疫
第二十八条 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蚕种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省蚕种质量检验机构承担蚕种的检验、检疫工作；蚕种生产者负责蚕种生产过程中的自检工作。
进出口蚕种的检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的规定执行。
蚕种检验、检疫人员必须经过省蚕种管理机构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第二十九条 经检验、检疫合格的蚕种，由省蚕种质量检验机构发给蚕种质量合格证；检验、检疫不合格或逾期未经检验、检疫的，必须在省蚕种管理机构管理人员监督下进行销毁。
第三十条 检验人员可对销售的蚕种进行抽检，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妨碍蚕种检验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第三十一条 检验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送检的样本必须按技术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检验。
生产者送检的样本必须符合抽样标准和技术要求，不得弄虚作假。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生产、推广未经审定或审定未通过蚕品种的，责令停止生产和推广，就地销毁蚕种，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停止违法活动的，吊销生产许可证或销售许可证。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蚕种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一）无生产许可证或超范围生产蚕种的；
（二）蚕种冷库违反规定进、出蚕种的；
（三）无销售许可证销售蚕种的；
（四）销售无质量合格证的蚕种的；
（五）未经批准从省外调入蚕种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拒不销毁未经检验、检疫或检验、检疫不合格蚕种的，强制销毁蚕种，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吊销生产许可证或销售许可证。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送检样本弄虚作假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蚕种管理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为不具备条件的单位发放蚕种生产许可证或销售许可证的；
（二）为未经检验、检疫或检验、检疫不合格蚕种出具合格证的；
（三）允许无质量合格证蚕种出入库的；
（四）为无生产许可证或销售许可证单位冷藏、发放蚕种的；
（五）不按规定销毁蚕种的；
（六）未按时完成检验任务的；
（七）检验、检疫人员无证上岗的；
（八）截留、挪用蚕种生产风险补贴资金的；
（九）在蚕种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弄虚作假或故意刁难行为的。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蚕种使用者造成损失的，由责任者赔偿其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决定，其中吊销蚕种生产许可证、销售许可证的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决定。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物价、工商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0年3月1日起施行。



1999年12月15日
关于滥用起诉权之法律构成和责任承担问题分析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我们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碰到的案件可谓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其实见得多了也就觉得似怪非怪了。就拿关于当事人诉讼权利（以下称“起诉权”）的案件来说吧，有时当事人正当行使起诉权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不予立案受理或立案后找个理由就能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但有时当事人滥用起诉权的行为反而能得到法院一定程度的支持和保护。本文暂不去考虑法院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不予受理或受理后驳回当事人诉讼请求的情况，而只是通过个别案例就当事人滥用起诉权的相关问题展开初步分析，希望广大法学爱好者们能对此类案件产生兴趣，并对滥用起诉权的法律构成或责任承担问题一起做更加系统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一、当事人滥用起诉权之典型案例介绍
案例一：2003年6月份某日，北京市的一居民李某和朋友开车去山西省五台山旅游，途径山西省某县一偏僻路段时，发现有一人被过往车辆撞倒在地上，且昏迷不醒。李某当时没来得及细想，急忙和朋友把伤者抬到自己车上送往附近医院抢救，并打电话报告了110。后伤者经医院抢救后脱离生命危险并诊断为严重脑震荡。正当李某为自己做了一件善事而自得时，没想到几天后收到山西省某县法院传票，告之其出庭应诉。原来，伤者的亲属把李某当成肇事司机给告上了法庭，要求其承担伤者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各类赔偿费用20余万元。这突如其来的官司一下子就把李某给整晕了。但无奈之下，李某也只好聘请律师帮着应诉。
尽管伤者的亲属无法提供李某就是肇事司机的有效证据，而李某已收集和提供了大量的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但一审法院却判李某败诉。后李某通过上诉程序将此案改判，总算没有让其再掏20万元的冤枉钱。但李某为打这场官司而聘请律师、调查取证、来回差旅费等总计花费了5万余元。后来据说真正的肇事司机也给找着了。

案例二：2001年7月份，我国东北地区某市一家医药企业（以下称“破产企业”）因严重资不抵债被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2002年12月12日，破产企业清算组委托该市拍卖行对破产企业的有形（包括厂房、机器设备等）和无形资产（包括知识产权、药品批号等）进行了公开拍卖，列入拍卖的资产中还包括破产企业的部分债权（约一百余万元）。上述被拍卖破产资产（实际应称“破产财产”）被该市另外一家医药企业（以下称“A公司”）购得。2003年2月13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该破产清算程序终结。
2005年7月份，也就是在破产企业宣布清算程序终结两年以后，A公司突然将已破产企业的原股东B公司（在南方某省注册的一家内资企业）和C公司（在北京注册的一家内资企业）在破产企业所在地告上法庭，要求B公司和C公司对其已购买的破产企业一百余万元债权承担偿还责任。需要说明的是：破产企业一百余万元债权是破产企业在破产整顿期间因对外销售药品形成的债权（债务人也不是B公司和C公司），而且该破产债权已经破产企业清算组选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过合法有效的审计确认，与破产企业股东B公司和C公司无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在破产整顿和清算期间，破产企业股东B公司和C公司无任何违反股东义务或责任之情形。
此案法院已开庭三次，至今未结案，给被告当事人已造成为应付诉讼而聘请律师、调查取证、来回差旅费等5万余元损失（因此案件未审结，有关费用损失还可能继续增加）。

二、关于滥用起诉权行为的法律构成要素
通过对上述两个当事人滥用起诉权行为典型案例介绍，我们不难发现上述案件就表现形式或法律构成而言存在如下一些共性要素：
（一）涉案被告与被诉之案由不存在法律上的牵连关系，即作为案件的诉讼依据来说，不具备起诉的“讼因”。在案例一中，被告没有涉及交通肇事，原告不能证明被告就是实施侵害的肇事司机，而仅是依据被告把伤者送往医院的事实来提出诉讼；在案例二中，被告与破产企业没有债权或债务关系，原告也无法证明其所购买的破产企业债权与破产企业股东（被告）之间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而只是依据被告曾是破产企业股东之事实来提出诉讼。如果涉案被告与被诉案由有法律上的牵连，则不属于不具备起诉“讼因”的情况。
（二）针对被起诉案由，涉案被告“不适格”。在案例一中，如果原告以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为由提起诉讼，那么适格的被告应是肇事车辆司机或肇事车辆主人，而不应该是无关的第三方；在案例二中，如果原告以欠款或买卖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那么适格的被告应是具体的欠款方或合同债务人，而不应该是破产企业的股东。如果是被告与被诉案由有法律上的牵连，而只是原告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那么不符合被告“不适格”的条件。
（三）原告方具有通过滥用起诉权达到某种不正当目的的主观过错，且已经实施了起诉行为。在案例一中，原告方因暂时找不到真正的侵权责任人，试图通过起诉李某的方式让其承担法律赔偿责任；在案例二中，原告方因超过了诉讼期限，难以去找真正的债务人（债务人有几十户）求偿，所以试图通过诉讼的形式达到让破产企业股东承担该笔债务的目的。上述原告方的行为有点类似诈骗（讹诈）的性质。
（四）法院已经对有关的案件进行了立案受理和开庭审理，且被告方当事人已到庭应诉，并为此遭受了相当数额的经济损失。在上述两个案件中，被告方当事人为了应对诉讼事件，都花费了相当数额的费用（若直接诈骗或毁坏5万元的公私财物是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而且该等费用损失与原告方当事人滥用起诉权行为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综上，需要明确说明的是：关于滥用起诉权行为的法律构成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一方败诉就一定构成起诉权滥用之情形。因为原告方败诉的理由可能是多方面的，如原告不具备起诉主体资格、提供证据不充分、超过诉讼时效等都有可能导致其承担败诉结果，而滥用起诉权只是导致其败诉的一种情形而已。本人以为，对滥用起诉权行为的法律构成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在程序法上被告与被诉案由没有法律上的牵连关系或者说被告“不适格”。

三、关于滥用起诉权的法律责任问题
上述案例是我们所选取的关于当事一方人滥用起诉权行为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的典型案例，其实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案例在是否符合起诉权滥用法律构成上还是具有相当的模糊性的，其间所涉及的问题可能要复杂得多。对一些模糊性的非典型案例，我们暂且不去讨论，现在需要先行讨论的是滥用起诉权的法律责任问题。
（一）只要有了损害，是否就一定需要有人承担责任？大家都非常清楚，并不是对所有的产生损害结果的行为都会有人来承担法律上的责任的。比如因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因素介入所产生的损害后果；另外，当事人对其正当行使诉权行为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也不承担责任。但是在一方当事人完全没有过错，而另一方当事人却故意滥用法律上的诉讼权利使无过错一方当事人陷入到诉讼中来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不仅给另一方当事人带来了讼累，制造了经济上的损失，有时甚至还要遭受精神上的痛苦或名誉上的损害，且浪费国家宝贵的司法审判资源不说，甚至还促成腐败案件的产生。所以，我们只有要求滥用起诉权的当事人对其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法律上的赔偿责任才符合公平和正义的法治原则。
（二）是当事人责任，还是法院责任？关于滥用起诉权的行为，如果只认为是当事人一方的过错，恐怕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符合案件的真实情况。因为当事人滥用起诉权必须借助于司法机关（法院）才能实现，如果法院对滥用起诉权的行为进行严格的程序审核且不给予立案受理的话，想必是不会轻易把“不适格”的被告牵涉到案件中来的，也不会让被告一次又一次地出庭，徒增相关应对诉讼的成本和费用。所以，对当事人滥用起诉权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当事人另一方是否直接有权要求法院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或提出国家损害赔偿）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探讨的问题。
（三）是一种补偿性责任，还是惩罚性责任？从法律性质进行分析，滥用起诉权的行为有点类似诈骗的性质（用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讹诈”或“坑人”）。这种行为对社会显然是有一定的危害性的，至少不可能是法律或道德所提倡的行为。如果只是让行为人承担一定的损失补偿责任的话，恐怕不利于制止或打击滥用起诉权的行为，也不利于实现受害一方的损失赔偿或心理平衡。我们认为：法律应该对滥用起诉权给他人造成损害后果的行为要求承担惩罚性的加倍赔偿责任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制止和杜绝起诉权滥用的情形；而且，行为人所承担的赔偿额应当包括对方律师代理费在内。
以上关于滥用起诉权行为之法律责任承担的分析只是笔者个人目前的一些粗浅想法，它的可行性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论证。

四、处理滥用起诉权案件所应遵从的基本法律原则探析
司法实践中所实际发生的滥用起诉权案例可能还是不少，但是真正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恐怕是少之又少。因为我们目前尚无追究滥用起诉权责任方面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依据；而且即便是真正出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当事人总是先从司法腐败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很少从滥用起诉权角度去思考问题或解决问题，并且对起诉权滥用之行为所产生社会危害性也存在认识上的不足。但是发现问题后，我们还是要必须处理和解决的，并且一定要按照法治的原则和精神来进行解决。下面我们就对处理起诉权滥用案件所应遵从的一些基本法律原则再做些简要探析。
（一）处理此类案件首先应遵从“比照本诉和反诉案件处理方式实行合并审理”的原则。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针对原告一方当事人的起诉，被告一方有权提起旨在抵消或吞并原告诉讼请求的独立的反请求，即反诉。反诉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它基于诉权的基本理论，旨在为了避免被告处于被动地位，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节省时间、人力和物力，同时也避免法院就同一事实或法律问题作出多次判决。对传统的反诉请求，还必须要求反诉标的与本诉标的有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牵连关系。而被告方对原告方滥用起诉权的诉讼标的与原告方对被告方的诉讼标的在事实和法律上是没有牵连关系的，是不符合传统反诉标的条件要求的，但是如果不将此两案按处理反诉的方式进行合并审理，必然会进一步增加被告方的诉讼成本，达不到方便诉讼、节省诉讼成本和审判资源的目的。
（二）其次应采用“滥用起诉权先行确认”原则和“合议庭审判”原则。因为原告一方一旦被确认滥用起诉权，则必须向被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审判机关为审慎处理此类案件，防止审判过程中出现过大的偏差，对涉及起诉权滥用的案件应当在诉讼答辩期或证据交换期限内对是否滥用起诉权问题依照被告的请求先行进行确认（超期不申请则视为放弃此项权利）。如果确认原告有滥用起诉权的可能性的，应当告之原告（原告可申请撤销或变更原诉讼）；若原告坚持起诉的，审判机关应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而不能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三）另外确认滥用起诉权人和审判机关承担类似“连带法律赔偿责任”的原则。本人认为：对于当事人明显滥用起诉权的行为，审判机关在立案审查和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一般都存在一定的过错，甚至是部分办案法官存在有意纵容和枉法行为所致。为提高司法机关的审判效率和办案质量，强化其责任意识，审判机关对当事人明显滥用起诉权的案件进行审理和通过二审程序或审判监督程序最终确认当事人一方是滥用起诉权的案件，审判机关应对给被告一方造成的诉讼损失与滥用起诉权的一方当事人共同承担连带的损害赔偿责任。

需要向大家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关于起诉权滥用情形只是针对普通的民事案件而言的，不适用于行政案件和公益类诉讼案件。另外，实事求是地讲，本文关于起诉权滥用的一些分析和想法只是根据本人所实际接触到的一些案例进行思考和分析的，还缺乏足够的实证案例进行支持。所以，本人在此还期待着广大法学爱好者们能够注意多搜集一些关于起诉权滥用方面的案例，并对此方面问题多进行一些更加细致深入的实证研究，争取早日促成针对起诉权滥用方面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出台，也好让善良的人或守法的单位减少被缠上不必要官司的机会。

2006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