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令

第195号


哈尔滨市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哈尔滨市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已经2009年2月26日市人民政府第4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


　　　　　　　　　　　　　　　　　　　　　　　　　　　　　　　　
市长　张效廉
　　　　　　　　　　　　　　　　　　　　　　　　　　　　　　
二○○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哈尔滨市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保障从业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和《黑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的监督和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非煤矿矿山，是指用于开采除煤炭以外的其他液态、气态、固态矿产资源的矿山。
　　本办法所称非煤矿矿山企业，包括依法从事非煤矿矿产资源地质勘探、生产和采掘施工的企业。
　　非矿山企业的非煤矿矿山生产系统或者尾矿库，视同非煤矿矿山企业管理。

　　第四条 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

　　第五条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负责本市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并组织实施本办法。
　　区、县（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日常工作，可以接受区、县（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委托，对本辖区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国土资源、公安、发展与改革、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负责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六条　安全生产监管、国土资源、公安、发展与改革、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协调，及时通报有关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情况。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维护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的义务，对危害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的行为有权予以制止，并向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举报。
　　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安全生产许可

　　第八条 新建、改建、扩建（含因政策调整进行企业整合）非煤矿矿山工程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应当符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以及安全生产技术标准，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以下简称“三同时”）。
　　未通过“三同时”审查和验收的建设项目，有关部门不得办理生产许可手续，非煤矿矿山建设单位（以下简称建设单位）不得开工投产。

　　第九条 需要编制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项目申请报告的，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咨询机构应当对建设项目安全生产条件和安全设施进行综合分析，编制安全专篇。

　　有关部门对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项目申请报告进行审查时，应当邀请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参加。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应当对安全专篇提出审查意见。

　　第十条 建设项目应当进行安全评价。安全评价包括安全预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
　　建设项目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应当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预评价，并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项目申请报告有关内容，编制安全预评价报告；在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应当进行安全验收评价，编制安全验收评价报告。
　　不需要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应当在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前进行安全预评价。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编制安全评价报告。
　　对同一建设项目的安全预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工作，不得由同一安全评价机构承担。
　　
　　第十二条 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和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应当由具备法定资质的评审机构进行评审。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评审完成之日起30日内，将安全评价报告和评审结果报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应当编制安全专篇。安全专篇主要包括工程设计的依据、工程概述、地质安全影响因素、矿床开采安全评述、总平面布置、机电等附属设施、矿山安全保健辅助设施、矿山安全机构及设施、存在问题和建议、附图。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中介机构应当根据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编制施工图设计。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施工图设计组织建设。

　　第十六条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与竣工验收申请、设计审查与竣工验收程序和安全设施施工等规定，按照国家《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与竣工验收办法》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非煤矿矿山企业从事地质勘探、生产和采掘施工活动，应当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第三章 安全要求

　　第十八条 非煤矿矿山地质勘探企业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保证安全生产技术力量和资金投入。

　　第十九条 非煤矿矿山地质勘探企业在实施地质勘探前，应当依法编制勘探设计施工方案，并按照勘探设计施工方案组织勘探施工。
　　勘探设计施工方案包括勘探设计依据、勘探范围、勘探工作方式、安全生产工作措施、安全生产组织管理机构、勘探时限等。

　　第二十条 非煤矿矿山企业从事开采活动，应当具有反映实际情况的地质图，矿山总布置图，矿井井上、井下对照图，矿井、巷道、采场布置图，矿山生产和安全保障主要系统图。

　　第二十一条　非煤矿矿山企业应当根据勘探、开采需要编制作业规程，并按照作业规程组织作业。

　　第二十二条 非煤矿矿山企业的开采、通风、提升运输、电气、防排水和预防职业危害等设施，以及非煤矿矿山企业的安全通道和安全标志，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第二十三条 非煤矿矿山企业的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第二十四条 非煤矿矿山企业及其从业人员进行爆破作业，应当遵守《爆破安全规程》规定。
　　具备实施中深孔爆破条件的露天采石场实施爆破时，应当采用中深孔爆破技术。
　　非煤矿矿山企业从事地下开采应当实行机械通风。

　　第二十五条 非煤矿矿山企业尾矿库的建设、运行、闭库和闭库再利用，应当严格按照国家《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非煤矿矿山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非煤矿矿山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应当严格按照安全生产管理规定或者操作规程实施作业。

　　第二十七条　非煤矿矿山企业从业人员在50人及以上的，应当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从业人员在50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非煤矿矿山生产或者采掘施工企业除应当遵守本条前款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从事地下开采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少于4名；
　　（二）从事露天开采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少于2名；
　　（三）保证每个独立生产系统的每个班次配备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少于1名。

　　第二十八条　非煤矿矿山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接受安全生产培训，取得相关资格证书，方可任职或者上岗作业。
　　非煤矿矿山企业的其他从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接受安全生产培训；未经过安全生产培训，不得上岗作业。
　　
　　第二十九条 非煤矿矿山企业特种设备应当由具备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进行定期检验检测，并出具检验检测报告。
　　非煤矿矿山企业应当对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职业病防护设备和应急救援设施等进行经常性维护和检修，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

　　第三十条　非煤矿矿山企业应当依法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为从业人员办理工伤保险；具备条件的非煤矿矿山企业，可以为从业人员办理雇主责任险。
　　
　　第三十一条 非煤矿矿山企业应当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从业人员应当严格按照规定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第三十二条 非煤矿矿山从业人员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停止作业或者在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作业场所。

　　第三十三条　非煤矿矿山企业应当建立应急救援组织，制定应急救援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每年至少组织2次演练活动，保证每个从业人员熟悉避灾路线和抢救、自救措施。
　　生产规模较小的非煤矿矿山企业，可以不建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但应当指定专职或者兼职的应急救援人员,并与邻近的应急救援组织签订救援协议.

　　第三十四条 非煤矿矿山企业发包或者出租生产项目、场所、设备的，应当在发包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资质、技术装备、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水平等进行调查，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非煤矿矿山企业不得将生产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无资质或者不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
　　承包单位承包后，不得再向第三方转包。

　　第三十五条　非煤矿矿山企业每3年进行一次安全现状评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进行安全现状评价：

　　（一）采矿权权属发生变更的；
　　（二）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
　　（三）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或者重伤3人及以上事故的。

　　非煤矿矿山企业应当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现状评价，编制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并自安全现状评价报告编制完成之日起10日内，报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六条 非煤矿矿山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制度，并严格按照规定范围使用。

　　第三十七条 非煤矿矿山企业应当按照《黑龙江省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监管办法》规定存储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
　　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八条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辖区内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应急救援体系，制定本级政府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及时组织排除，对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向有关机关报告。

　　第三十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对本辖区内非煤矿矿山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进行经常性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及时排除，对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向所属区、县（市）人民政府报告。

　　第四十条　市和区、县（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非煤矿矿山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依法对非煤矿矿山企业执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检查或者抽查。

　　第四十一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实施安全生产现场监督检查，应当填写《现场检查记录》，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需要限期整改的，下达《责令改正指令书》；如情况紧急，可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采取强制措施，填写《强制措施决定书》。
检查中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或者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按照职责分工应当由其他有关部门处理的，应当及时填写《案件移送书》交有关部门处理。

　　第四十二条 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非煤矿矿山企业，应当将事故隐患及时报告所在地的区、县（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

　　第四十三条　非煤矿矿山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1小时内向所在地的区、县（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报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生产安全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第四十四条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和相关证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场，不得隐慝、转移、篡改、毁灭相关证据。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一）建设单位将同一建设项目的安全预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工作委托同一安全评价机构承担的；
　　（二）安全评价机构接受委托承担同一建设项目的安全预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工作的；
　　（三）非煤矿矿山企业每3年未进行安全现状评价，或者采矿权权属发生变更、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或者重伤3人及以上事故时，未重新进行安全现状评价的。

　　第四十六条 建设单位或者非煤矿矿山企业未将安全评价报告和评审结果、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备案的，由备案的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建设单位或者非煤矿矿山企业未编制施工图设计、勘探设计施工方案和作业规程，或者未按照施工图设计、勘探设计施工方案和作业规程进行建设、勘探施工和作业的，由市和区、县（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非煤矿矿山企业及其从业人员未按照《爆破安全规程》进行爆破作业的，由市和区、县（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或者受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据职责权限，给予警告，对非煤矿矿山企业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以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和区、县（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或者受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据职责权限，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具备规定条件的露天采石场实施爆破时未采用中深孔爆破技术的，给予警告，并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二）非煤矿矿山企业从事地下开采未实行机械通风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三）非煤矿矿山生产或者采掘施工企业未按照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四）非煤矿矿山企业未将所存在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及时报告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的，给予警告，并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的，由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一条　非煤矿矿山监督管理有关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监督管理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监察机关或者任免机关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发现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排除，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
　　（二）对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的；
　　（三）组织或者参与破坏事故现场，隐慝、转移、篡改、毁灭相关证据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在安全生产领域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五）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 


走出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实践迷思
------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欧锦雄


内容摘要 张明楷教授主张，在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上均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他提倡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多种犯罪构成理论解决定罪问题。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必将带来严重的危害。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为了减少或杜绝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对司法实践的负面影响，我国宜在刑法典总则里明确规定犯罪构成的概念、构成诸要素和犯罪认定规则体系。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让完善后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上升到具有法律效力的定罪体系的地位。
关键词：刑事司法实践、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一元化、刑法典、司法解释


犯罪构成理论是具有高度实践品位的应用理论，是关系到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重大理论。在刑事司法实践各诉讼环节中，人们需要经常运用犯罪构成理论解决定罪问题。当前，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通说是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然而，张明楷教授对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一统中国大陆刑法领域的状况进行了批评，他倡导在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上让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 对此，笔者持有异议。笔者认为，在学术层面上倡导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若让犯罪构成理论的运用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就可能给中国刑事司法实践带来重大的危害。在笔者看来，犯罪构成理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多元化将破坏民主法治和导致定罪混乱，使刑法的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功能得不到实现。
一、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内涵
当前，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犯罪构成理论主要有三种：（1）以俄罗斯、中国为代表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2）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犯罪成立三阶层论，（3）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犯罪构成双层次理论。法国犯罪构成二元论（即“行为一行为人”二元理论）也具有一定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法学者对犯罪构成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随着大量外国刑法学论著的翻译和出版，以及大量在外国留学的刑法学者学成归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一些刑法学者对我国居于通说地位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许许多多改革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主张和方案。有人提出对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推倒重来”并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取而代之，有人主张引进英美犯罪构成双层论理论，有人推崇法国犯罪构成二元论，还有许多人创建了自己的犯罪构成理论，例如，周光权教授提出了“周氏三阶层论”，曲新久教授等诸多专家学者也构建了各自的犯罪构成理论。在一些学者对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进行猛烈批判的同时，许多学者也在为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进行辩护。
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张明楷教授于2010年在《中外法学》（2010年第1期）发表了《构建犯罪论体系的方法论》一文。张明楷教授在文中主张，我国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这一理论主张引起了刑法学界的关注，并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张明楷教授认为，在现代国家,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试图改变一元犯罪论体系独存局面的观点与做法,并不存在过错。学术自由的结局,必然导致一元犯罪论体系独存的局面不复存在。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是令人欣慰的现象。我们没有必要动辄要求在犯罪论体系上形成共识,动辄期待学者形成一致意见,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反而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与繁荣。 在这里，张明楷教授主张在学术研究上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张明楷教授也推崇在司法实践上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他认为，“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反而有利于司法工作人员认定犯罪。在就同一问题出现了各种观点的场合,司法工作人员为了使自己办理的案件获得公平正义的结论,会权衡各种观点的利弊,从而对不同观点做出取舍。各位刑法学者的观点,如同超市里的商品,司法工作人员需要什么就取什么(而且是免费的)。‘在某些场合,以不同的体系看问题,还能够明确事物的不同侧面。’所以,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反而有利于刑事司法。” 综上所述，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1）在学术研究上的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2）在司法实践上的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
犯罪构成理论在理论上进行激烈的争论，这有助于深化犯罪构成理论的研究，为建构科学犯罪构成理论提供诸多可供参考的理论知识。因此，犯罪构成理论在理论研究上“百花齐花，百家争鸣”（即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所提倡的数量众多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否均可直接在刑事司法实践予以运用呢？法官、检察官、律师可否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诉讼各个环节运用各种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来论述自己的定罪主张，甚至确定定罪与否呢？换言之，我国在司法实践上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是否具有妥当性？
二、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实践迷思
犯罪构成理论在理论研究上标新立异是法学研究的必然结果，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犯罪构成理论一旦进入刑事司法实践领域，其运用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重大事情了，因为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践上的运用会影响到对行为的定罪与否，会影响到对人的生死予夺，会影响到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若鼓励、推动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必将导致诸多实践迷思。
迷思之一是，每一个犯罪构成理论与我国刑法典均相匹配吗？均具有科学性吗？犯罪构成理论是以刑法典为根据来阐释犯罪成立与否的理论，因此，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应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应与本国刑法典相匹配，且应具有逻辑性和易操作性。我国刑法学者主张全盘引进的国外犯罪构成理论以及自主创建的犯罪构成理论，至少有数十种之多，每一种犯罪构成理论是否均与我国刑法典相匹配，均具有科学性？谁才有权鉴定哪一犯罪构成理论的对与错？好与坏？
迷思之二是，在我国刑法学者主张的数以十计的犯罪构成理论里，存在着对同一案件因适用不同犯罪构成理论而得出不同结论的情况，这时，应以哪一犯罪构成理论为准？例如，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存在着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和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如无期待可能性），依这一理论，行为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且社会危害性较大也可以超法规事由对行为人出罪、免责，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在出罪上要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在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四要件且在社会危害性严重时，若法律无免罪免责的特别规定，行为是不能出罪、不能免责的。在这一情况下，应以哪一犯罪构成理论为标准来考虑定罪与否呢？
迷思之三是，在法庭审理中，每一诉讼主体运用截然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否会引起思维的混乱？在法庭审理中若鼓励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检察官以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指控，律师以英美犯罪构成双层次理论辩护，被害人的代理人以法国犯罪构成二元论控诉，而法官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或四阶层论判决。在一个法庭审理中出现如此众多的犯罪构成理论，各诉讼主体在各种概念和各种理论转换中其思维难道均能清晰地泰然处之？
迷思之四是，法官、检察官或律师在办理不同案件时可否根据自身诉讼目的的需要分别选择有利于己方的犯罪构成理论？例如，由于有些犯罪构成理论对同一案件会得出不同结论，因此，法官在同一类基本一致的案件中，可否在这个案件中适用这种犯罪构成理论判决，而在另一个案件中则采用另一种犯罪构成理论判决？且结论也可不相同？若此，司法权威是否仍存在？
迷思之五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者是否均有能力娴熟地掌握这数量繁多的犯罪构成理论？犯罪构成理论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的理论，各法律职业者均应娴熟掌握这种理论才能在控辩审过程中实现民主的法治对话，最终实现刑事审判的正义。然而，面对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复杂局面，每一个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是否均具有超凡的智力和精力去娴熟地掌握这五花八门的犯罪构成理论呢？
迷思之六是，面对犯罪构成多元化的迷局，被告人无所适从，不知如何辩护，广大民众则无法进行民主监督，这是否会破坏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呢？现代民主法治要求，被告人应有自我辩护的权利，让自己知道为何被定罪，现代民主法治还要求审判公开，让广大民众监督法庭审判是否正义。因智力以及专业所限，绝大多数被告人以及广大民众绝不可能掌握这数不胜数的犯罪构成理论。鼓吹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实行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这无异于剥夺被告人的自我辩护权利，无异于剥夺广大民众监督的权利。这是否符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呢？
三、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多重危害
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刑法典匹配性的不同以及其他特殊原因，致使一些犯罪构成理论在定罪上出现冲突（主要是定罪与不定罪的冲突）。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若推崇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将会导致定罪的困惑。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在诉讼过程中对各诉讼主体产生负面影响，会使刑事诉讼受到重大冲击，其办案质量将大受影响。可以说，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必将带来严重的危害。
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违背了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现代民主法治强调，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应具有充分的辩护权利，其中包括自我辩护的权利，此外，被告人还应具有知悉自己的行为为何被定罪的权利。在现代民主法治里，广大民众有参与法治过程的权利，刑事审判公开原则的确立是民主法治的重要方面，广大民众在公开的刑事审判中可以监督其诉讼程序和实体判决结果是否合法，是否正义。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使法庭调查、辩论、判决等环节出现多种多样的概念、多种多样的理论、多种多样的分析论述方法。在概念理论的混乱迷局中，被告人无法实现自我辩护权和被定罪的知情权，广大民众也无法实现民主监督权，从而破坏了现代民主法治的诉讼制度。
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导致定罪混乱，从而可能破坏法治的统一。由于在数量众多的犯罪构成理论里，存在着对同一案件可能得出不同定罪结论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犯罪构成理论，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情节基本相同的同一种案件，这个法官依这种犯罪构成理论认定有罪，那个法这官依那种犯罪构成理论不予定罪，定罪的混乱必将破坏司法统一性，从而削弱了司法的权威。
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混淆视听，使控辩的针对性不强，最终导致审判质量不高。在法庭上一旦出现犯罪构成理论运用多元化的局面，势必引起多种多样的概念、理论的对撞，同词异义或同义异词的现象将时常出现，因理解的不同，必将出现诸多无谓的辩论。由于各诉讼主体未必均掌握各种犯罪构成的理论的内容，对于对方所言何物也未必清楚，甚至可能出现“牛头不对马嘴”的荒唐辩论，若此，诉讼质量将大打折扣。
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破坏司法权威，导致累讼的出现，同时，会影响罪犯的改造质量。由于不同犯罪构成理论对同一案件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由于被告人及其亲属在诉讼各环节各主体运用多种犯罪构成理论的混乱局面下无法懂得被定罪的道理，因此，即使判决公正，也会上诉以及申诉。在判决生效后，罪犯在劳动改造中也不会服判，从而影响改造质量。
四、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实践迷局的破解
张明楷教授之所以会提出犯罪构成理论在司法实践上也应多元化的错误主张，是因为他忽视了对犯罪构成理论建立目的的深入思考。为了更好地破解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实践迷局，首先应明确建立犯罪构成理论的目的。
　　犯罪构成理论是指认定某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理论体系，或者说它是阐明犯罪成立的标准和规格的理论体系。在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审判和刑事执行等环节，犯罪构成理论为各有关机关及其相关人员所运用，被告人也可运用犯罪构成理论为自己辩护，民众也可运用犯罪构成理论评价、监督审判的公正性。刑事审判的民主性决定了犯罪构成理论应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特性。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建立犯罪构成理论的总目的是，确保对有罪的人准确地依法定罪以及确保无罪的人不被定罪，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具体而言，建立犯罪构成理论的具体目的有三：
1．为司法人员及其他法律工作者提供一个阐明犯罪成立的标准和规格的理论工具，以保证对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准确定罪，让无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到冤枉的判决。
2．为被告人提供一个辩护自己无罪或构成轻罪或真正认知自己已构成犯罪的辩护理论工具，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或认罪服法。
3．为广大民众监督审判是否具有公正性提供一个理论分析工具，以实现真正的民主法治。
从建立犯罪构成理论的目的可知，在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理论并非多多益善，相反，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严重的危害。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即在刑事司法实践各诉讼环节各诉讼主体均只能运用同一种犯罪构成理论分析，辩论或确定定罪问题。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是实现前述犯罪构成理论建立目的和破解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实践迷局的最佳选择。当然，我们所选定的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必须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与我国刑法规定相匹配的、具有简单、易操作特性的科学犯罪构成理论。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实行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可以克服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种种弊端，它可以让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让广大民众实现刑事审判的民主监督权，这符合现化民主法治精神。它可以避免因运用不同犯罪构成理论而出现定罪的混乱，实现司法的统一性，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它可以使法庭上各诉讼主体运用同样的法言法语，提高控辩效果和审判质量。它还可以克服犯罪构成多元化所带来的累讼及罪犯改造质量问题。
目前，我国刑法学者主张引进的或创建的犯罪构成理论多种多样。既然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就必须选择一个最佳的犯罪构成理论作为司法实践中唯一选择的理论。笔者认为，犯罪构成理论是判定犯罪是否成立的理论，因此，这一最佳犯罪构成理论应具备以下条件：（1）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已将所有构成犯罪的要素囊括其中；（2）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将所有构成犯罪的要素根据定罪的思维和按一定逻辑进行排列组合，形成了一个合理的体系；（3）这一犯罪构成理论简单易学，且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它是一种平民化的犯罪构成理论，它体现了现代民主法治精神。（4）与我国刑法规定相匹配。
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认为，犯罪构成由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主体四要件组成。从总体上看，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基本符合上述条件，但是，它也存在着一些欠缺，尚需进一步完善。
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继承苏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苏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则是在十九世纪初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Feuerbach）的构成要件理论基础上发展的。自我国1979年刑法典颁布实施后至今，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一直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居主导地位。我国以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为核心而形成的中国刑法学已成为中国刑法教义学。三十多年的刑事司法实践证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简单易学，具有较强操作性，且具有较强科学性，并与我国刑法规定相匹配。为此，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所提倡的一元化犯罪构成理论依然应是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当然，对于这一理论所存在的缺陷应适度改造，以便使其更具科学性。笔者认为，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综合社会危害性未达到犯罪程度而不入罪的情形还不能较科学地以这一理论予以解释。例如，甲盗窃其母亲5000元，并挥霍了。这种亲属间的盗窃在实践中一般不定罪。但其行为已符合犯罪构成四要件，这如何以犯罪构成四要件说解释？（2）对于具备免罪事由而不能宣告该行为为犯罪行为的情形，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也不能较好地解释。例如：我国刑法第241条第6款就规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免罪事由，它是这样规定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当收买人的行为符合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时，如果因具备上述免罪事由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就意味着行为人被免予有罪宣告和免去刑罚。对于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前述缺陷，可以通过适度改造后予以完善。
五、杜绝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刚性路径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危害是巨大的，而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是刑事司法实践的理性选择。然而，犯罪构成理论属于理论范畴，它对人们无法律约束力，从理论上说，人们可以根据自已的爱好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任何一种犯罪构成理论来阐释法律或定罪。为了减少或杜绝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对司法实践的负面影响，我国宜采取一定的方法让刑事司法实践走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之路。
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构成某种犯罪所必需的主客观要件的有机整体。由于每一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是由刑法规定的，而所谓刑法规定包括刑法分则规定和刑法总则规定。刑法分则规定的是某种犯罪的犯罪构成中的特殊构成要件，刑法总则规定的是各种犯罪的犯罪构成中的共同条件。只有把刑法分则规定和刑法总则规定综合起来，才能准确地把握每一种犯罪的犯罪构成。例如，《刑法》分则第234条对故意伤害罪是这样规定的：“故意伤害的，处……。”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1、刑法分则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包括下列要素：（1）伤害行为；（2）主观上是故意的，（3）侵犯了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他人健康权。2、刑法总则规定了普遍适用的要件：达到法定年龄，具有责任能力。这些要件结合起来，就构成了故意伤害罪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是以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为基础建立的，由于每一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是由刑法分则规定和刑法总则规定两部分组合而成，而刑法又没有明确规定一个完整的犯罪构成具体应包括哪些要素，也没有明确规定各个构成要素应按什么顺序排列组合，所以，导致犯罪构成理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简言之，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一个完整的犯罪构成具体应包括哪些要素，也没有明确规定各个构成要素应按什么顺序排列组合（即没有明文规定犯罪认定规则体系）。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犯罪概念明确化，犯罪构成及犯罪认定规则体系当然也应明确化。只有这样，司法人员、被告人和广大民众才可清晰地理解和预知犯罪的界限及定罪规矩。因此，在刑法典总则里明确规定犯罪构成的概念、构成诸要素之和以及犯罪认定规则体系，这是确保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的重要基础。在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说里，犯罪客体中所体现的“法益”要素、犯罪客观要件中的“危害行为”等要素、犯罪主体中的“故意”或“过失”要素、犯罪主体中的“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等要素，以及“社会危害性”（法益受侵害性）等要素是犯罪成立的必备要素，它们均可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素在立法中予以规定，同时，对于免罪事由在犯罪认定规则体系体系中的位置也可在立法中予以明确规定。一旦犯罪构成立法化，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在适度改造后即可成为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元化理论。
在刑法典总则里明确规定了犯罪构成的概念、构成要素和犯罪认定规则体系可以减少犯罪构成理论的纷争，并为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打下坚实的法律基础。但是，由于立法的简约性，前述立法还不足以确保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的全面实现。在刑事司法实践领域，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巨大的作用，它甚至可以剥夺人的生命，因此，为了最终实现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让最具科学性的犯罪构成理论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唯一选择，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让完善后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上升到具有法律效力的定罪体系的地位。
目前全国司法统一考试是普选法律职业工作者的必由之路。因此，全国司法统一考试已成为全国法律实务教育的指挥棒。为了保证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实现，全国司法统一考试的考试大纲及必需的参考书应明确确定居于通说地位的、经适度完善的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权威地位。
六、结论
犯罪构成理论的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推广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学术研究需要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必然导致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局面，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局面的形成说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在学术上的发展和繁荣。可见，在学术研究上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是合理的。然而，犯罪构成理论在司法实践中推广则是一个凝重的严肃问题，犯罪构成理论是具有高度实践品质的理论，它关系至对人的生死予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倘若在诉讼各个环节里任由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任由司法官们自行其是，那么，刑事司法实践将出现难以预料的混乱迷局，并影响刑法适用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这不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护和社会保障功能。由此观之，刑事司法实践局面上，张明楷教授所倡导的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观点是不妥当的。我国应杜绝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混乱局面，理性地营造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的实践格局。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一直是我国居于通说地位的犯罪构成理论，数十年的刑事司法实践证明，这一理论简单易学，操作性强，并具有较高科学性，它是一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并适合刑事司法实践要求的犯罪构成理论。今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仍应坚持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作为主导理论，并通过适度的科学改造，让其发挥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