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司法与媒体公正和谐制度的几点思路

作者：唐时华

司法和媒体，共同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存在，然而司法与媒体并非时时和谐。最典型的案件莫过于近期的许霆案件。司法机关的判决，导致了新闻媒体的较大置疑，同时，部分法律学者的参与，更是起到了加剧媒体置疑效果的作用。那么，在当前的社会氛围中，媒体和司法应当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彼此面对，共同致力于一种和谐共赢制度的构建，才能真正最大限度发挥两者原本的功能？为此，笔者结合实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宽容：司法机关对媒体监督的应有态度


我国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待媒体监督应当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这种宽容不仅是一种个人态度，而且应当是一种制度设计。首先，司法机关作为司法裁判机关，掌控了国家的司法大权，与新闻媒体相比，其优势地位是相当明显的。同时，由于裁判权的拥有，一旦允许司法人员针对媒体的基于善意的不实批评或评论拥有随意起诉权的话，那么媒体的不利地位显而易见。因为即使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要求当事司法机关回避，但是由于法律行业本身的联系和职业情感的共鸣，都可能使媒体面临很大的诉讼风险。其次，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新闻报道不可能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这与司法机关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价值判断原理类似），如果允许这样的诉讼产生，那就会使监督成为一种代价的行为，新闻记者这一职业成为一个高风险行业，那么媒体监督司法、反对司法腐败热情就会受到严重挫伤，国家和社会对媒体监督司法的期望就会落空。再次，为遏制司法腐败，保证新闻监督的效果，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赋予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以充分的报道权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被监督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起诉权利。在具体实践中，只要把握好新闻媒体不是故意捏造、歪曲事实，恶意损害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名誉，就应当大胆对媒体监督给予支持。在2007年发生的《法人》杂志记者因新闻报道而被刑事拘传的事实，之所以引起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就是因为记者的正常采访权利被限制，甚至被政法机关动用不适当的刑事手段，导致了社会舆论的哗然。


二、知情权：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的应有权利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积极行使，对促进司法公开的角度来讲，是十分有益的。公开就意味着暗箱操作的几率减少，公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悉度增加，也就使个别企图腐败的司法人员不得不有所顾忌从而使促进司法公正。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提出的“阳光审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在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同时，也就从反方面规定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活动的公开性（确需保密的除外）。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活动公开的范围也就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使知情权的内容。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以及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的实际需要。当前，新闻记者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还受到很大的限制，对审判机关来讲，新闻记者只可以采访报道的只是合议庭或独任庭对案件的审理活动。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限制新闻记者即使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案件的旁听，这就使媒体的监督就无法实现，成为名符其实的“睁眼瞎”。也才出现很多媒体不得不依靠采访当事人来获得新闻线索，而作为案件一方的当事人，我们要其保持一个客观和平和的心态来叙述案件审理的过程是不现实的，容易导致媒体态度的“一边倒”，也就更容易损害媒体自身和司法机关的形象，使公众对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和司法机关的公正性产生怀疑，造成我们都不愿看到的两败俱伤。其实，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就必须实行真正的审判公开，将媒体的监督落到实处，赋予公民和媒体的最大限度的知情权，这样既能体现司法的真正独立，又能达到新闻媒体达到媒体有效地发挥其监督功能，使新闻与司法这两柄利器真正体现其效能。


三、公正审判和司法职业化：：媒体监督的重点


司法腐败之所以为公众所诟病，根本原因就是其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肌肤，而当前妨害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就是司法行政化、地方化和非职业化。司法行政化和地方化因素的存在，导致在地方掌握司法机关的财政权，个别人利用这一权利非法干预司法活动，导致司法机关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时常常举步维艰。以权压法，以权代法的形象随之出现。非职业化现象的存在也存在极大危害，曾经轰动一时的法盲、文盲加流氓的“三盲院长”姚晓红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虽然新的《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了担任法官、检察官的任职前必须提供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但是对“两院”的领导任职的所需要的法律专业仍然规定得较为含糊，导致有的地方将非法律专业的人员调进司法机关担任领导，造成个别法院领导不按司法规律办事的情况出现。总之，以上因素导致的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已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直接影响社会公正，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采取包括新闻舆论监督在内的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确保司法公正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的重点应当在促进公正审判和法官职业化方面发展，树立“监督就是支持”的理念，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司法腐败的土壤，走出就事论事的浅薄误区，真正保障在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保障公正审判和司法公正。



四、必要性与适当性：媒体监督应当把握的尺度


我们在看到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时，也不可忽略应把握的尺度，否则，就会侵犯司法的独立性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如前所述，独立和公正，都是司法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司法应当独立，法律人应当甘于寂寞，是我们应当树立的司法理念。因为司法公正既是一种结果，更是一个过程，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任何不恰当的司法干预都将对司法者产生错误的影响，从而导致部分司法者对自己内心的信念产生怀疑，部分意志薄弱者放弃自己的正确立场，从而导致司法不公。因此既应坚持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同时又应维护司法活动的独立性。为此，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应当把握三个尺度：一是严格保持中立立场，只作客观报道，不对案件的处理提前下结论，不发表任何评论或意见，即使是新闻写作中的“春秋笔法”等方式，也应当尽量避免；二是维护裁判文书的尊严，在没有其他的判决取代现有的生效判决之前，即使裁判确有不公，也应当通过正当途径予以解决，要尊重司法裁决的即判力和法律文书的严肃性，这也是媒体的从业准则之一。三是不得对司法机关的形象进行歪曲和丑化，不得对司法人员的人格进行评价。


作者单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康甲武妨害革命军人栾国栋的婚约案件如何处理的复函

1954年1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

辽宁省人民法院：
司法部转来庄河县人民法院关于康甲武妨害革命军人栾国栋的婚约案件如何处理的请示一件，兹随函转送你院处理。另就我院对此问题与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联系的结果，提出几点意见供你院处理时作参考：
一、栾国栋与孙雅琴订婚，是由他的母亲包办的，因此，双方毫无感情可言。
二、女方提出取消婚约时，虽经男方的母亲同意，但后来男方本人不同意，婚约关系仍然存在；而女方竟与转业军人康甲武结婚，是不对的。不过在订婚及提出取消婚约的当时，婚姻法尚未颁布，一般群众对婚姻问题的法律规定都不够明确，因此，还有可原谅之处。另一方面，男方的母亲对此问题的发生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三、女方与转业军人结婚，已两年多，并已生有小孩，如要使他们脱离夫妻关系，事实上有许多困难。而女方与栾国栋的关系，则仅是一个婚约问题。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还是函请栾国栋的所在部队和他的母亲对其进行说服教育，动员他放弃维持婚约的要求较妥。

附一：司法部函 （54）司普字第0151号
最高人民法院：
现将辽宁省庄河县人民法院请示关于《康甲武妨碍军人栾国栋的婚约一案如何处理》的报告转去请直接答复该院。

附二：辽宁省庄河县人民法院请示
司法部：
本院于1953年11月份，受理康甲武妨碍军人栾国栋的婚约一案，不知如何处理为宜，特函请你部予以指示为盼。其案情概要如下：
栾国栋于1946年8月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7年2月间由栾国栋之母托媒人栾永森将女方孙雅琴介绍与栾国栋订婚。当时婚礼是衣裳料8尺、红包袱皮一个。同年4月间孙雅琴因军人栾国栋不能即时回家结婚而提出取消婚约，由媒人将婚礼退回，栾母收下婚礼并通知媒人允许女方另找对象。后于同年10月间栾国栋由部队给其母来信不同意取消婚约，因而栾母又将婚礼送给媒人，而媒人又将彩礼送给女方，则女方不收，又退还栾家，则栾家不要，如此，这婚礼终放在媒人家中。
于1952年5月14日，孙雅琴则与转业军人康甲武结婚（现已产生女孩），因此，栾国栋向本院声请处理康甲武并保持其婚约关系，经本院履次教育女方和康甲武脱离关系，而女方宁死不离。本院意见其婚约关系很难依法保护，故又函请部队政治处负责向栾国栋解释教育，使其消案停止诉讼，而栾国栋终不同意。因此，本院不知如何处理为宜，特函请你部指示，望速复以便正确结案为盼。
此致敬礼
1954年10月11日